有偿募款成不能说的“秘密”？
2012年9月3日
当义务奉献的传统慈善观念依旧固守于公众心中时，公益机构收取管理费尚且让部分人觉得难以接受，有偿募款更像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不久前，浙江一家公益组织施乐会募集善款社工可提成15%的消息，再次触动网友们敏感的神经。这一在国外常见的筹款方式为何饱受质疑？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中国式生存状态，恰恰反映出NGO自身公信力不足以及捐款人知情权被忽视的问题。
“千万别提无偿捐赠，谁的捐赠都是有成本的！”曾在壹基金做了近两年筹资官员的白鹤说，关于有偿募款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后郭美美时期，全国的公募基金会普遍面临捐款额度极速下滑的局面，有偿募款又能否成为激励筹款官员的一剂良方？
这些，无疑都值得我们关注。
“有偿社工”争议
关于有偿募款的讨论，始于今年7月份媒体的一篇“揭黑”报道。
这篇名为《施乐会募集善款社工可提成15%，被指骗捐伎俩》的报道称，施乐会“每个社工可以从每笔捐款中最高提成15%作为报酬”。一石击起千层浪，触动了许多网民的敏感神经。
成立于2007年4月28日的施乐会，是一家金华的网络慈善平台，由方路等四人创办。施乐会网站提供平台式服务，由求助人开设和银行卡挂钩的账号，经审核后在网站发布求助信息。求助者需公布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以确保信息可信、可追溯。求助内容不限，包括教育、医疗、救灾、安老等等，最高求助额为5万元。
颇具争议的“有偿社工”制度始于今年3月份。此前，施乐会招募志愿者为没有上网能力及条件的受助人发布求助信息，志愿者需上门收集受助人材料，然后在互联网上发布进行募捐，募捐结束之后再上门将善款送到受助人手中。此时，社工的工作内容仅仅是服务性质的收集、发布、回馈等。
但是，原有模式存在几个问题：志愿者需往返求助者家里两次，消耗不少时间、人力、财力成本；求助人从求助到拿到善款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境况可能恶化；志愿者没有募款压力，影响其对求助者真实情况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志愿者工作是有成本的，由志愿者承担这些成本影响了其积极性。
据《羊城晚报》报道，7月17日，社工雷克、张楠，志愿者刘乾等人在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留山镇郭拍店村支书李书东的带领下，走访了村里丁丙云、赵金志、生汉福、吴长德四位孤苦老人的家，并垫付5300元的善款。之后，志愿者将老人的照片和文字说明放在施乐会平台上，共募捐善款6200元。超出垫付的900元减去走访所花费的292元就是社工的报酬。其中，社工所得报酬不得超过每笔捐款的15%.
事件立刻引发轩然大波。方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这个15%是在超募部分扣除社工走访费用的余额之上，收取15%的提成，且所谓提成并非从募捐总额中发生，而是在施乐会平台上有两个按钮，捐款人在捐给受捐人的同时，可以点击捐赠给“有偿社工”一部分资金，也可选择不捐赠给“有偿社工”。
微博上有人认为，施乐会网站已经过修改，事实是否如此暂且不论，但有偿募款是否合理、如何完善公益机构对筹资官员的激励机制等问题却由此浮出水面，等待着一场激烈而公开的辩论。
智行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外联官员罗佳旭的质疑在于，施乐会所招募的有偿社工并未经过国家社工资格考试评定，也不需社工专业出身，并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社工。他们也不是施乐会的全职员工。
罗佳旭认为，有偿社工制度对于社工来说并不公平。“如果是筹款官员，那么工资与筹款活动有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只是提供服务性的社工，只要走访了受助人，不管受助信息是否真实，就应该有工资，而不是与筹款挂钩。”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胡小军却认为，施乐会的尝试具有时代意义，它第一时间在网站上作出回应，态度还是诚恳的。“施乐会的问题在于工作流程上有瑕疵，不关乎公益伦理。对一个专业公益组织来说，需要向企业学习标准化的操作流程。”
“15%包括了社工提前垫付的交通费、餐费、材料费等，这部分费用回来后领取是理所应当的。但15%有多少是给工作人员的提成和补助？都需要说清楚。”胡小军特别强调，一定要保障捐款人的知情权。
国际惯例中国遇阻
有偿募款在中国近乎人人喊打，但国际上早已是通行的惯例。
日前，美国《W orth》杂志评选美国100家“最好的”慈善机构。所谓最好，就是以“是否高效地使用捐款”为依据，能否以最低成本使用捐款人的捐款。这些“最有效率的”公益机构平均筹款成本（7%）、行政成本（7%）、加上未单独计算的项目管理成本，一般美国公益机构的成本应当在20%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章高荣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在美国，一个治理良好的慈善组织，行政成本大概占总支出的20%- 30%，筹资成本通常占到筹款总额的20%- 40%.行政成本除了被用于支付工作人员的薪酬外，可能还包括高效的物流、会计或采购系统，以及对花钱进行严格的评估。筹资成本包括用于专业筹资公司进行筹款的费用。”
“香港街头经常有人拿着花要你捐钱，你捐了的话就给你贴一个花。但他们都不是公益组织的，可能隶属于广告公司或营销公司。公司作为公益组织的筹款机构，公益组织需要为其支付一部分筹款费用，可能是按比例支付的。”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说，国外除了专业的筹款机构，还有独立筹款人制度，“相当于企业销售代表，是按照提成来生存的。”
事实上，公益机构的筹款本就是一个有成本的技术活。壹基金前筹资官员白鹤认为，凡是在面向公众或者公众筹款比较弱的、需要大客户捐款的公益机构里，筹款官员都比较重要。她在一篇谈及筹资管理机制的文章中提到：“和所有商业领域里的黄金销售人员一样，筹资官员可以说是基金会里最重要的业务人员……当一个机构拥有了一个优秀或者几个优秀的筹资官员时，这个机构可以说是运营得非常稳定的了。”
筹资成本问题一直是中国基金会的禁区，窦瑞刚觉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非常不够，应该让筹款成本更公开透明。“筹款成本是永远存在的。传统的基金会都利用行政筹款，看上去没有筹款成本；有的公益机构通过自己的员工筹款，这些员工只拿固定薪酬，就看不出来筹款成本。”
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的一条硬性规定让很多公益组织都颇感头痛。“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因此，国外惯用的独立筹款机构及筹款人制度在中国遭遇“肠梗阻”。
如何激励？
在种种限制之下，如何建立公益机构筹资官员的激励机制一直是困扰行业的问题。特别是在后郭美美时期，公益行业公信力下滑的大背景下，许多民间组织也被“误伤”，筹款额度急剧下滑。
即便是在圈内颇具口碑的壹基金，上半年筹款情况也并不理想。今年1- 6月，壹基金实际完成的捐赠收入为1926万元。而2012年壹基金的年度预算捐赠收入为1 .1亿元，上半年完成了全年预算的17.5%.其中，个人类捐款为1136万元，企业类捐款不足800万元。
怎样有效激励筹资官员，也是壹基金秘书长杨鹏经常思考的问题。
据壹基金传播总监姚瑶介绍，基金会筹款官员目前的薪酬体系分为三类：一是定薪制，二是提成制，三是绩效考核制。壹基金目前采取的是定薪制，他认为，绩效考核不利于公益机构的团队合作氛围，毕竟筹款成功应该是公益项目和团队背后的推动，而不是筹款官员个人因素。
杨鹏接受筹资有一定的提成，但不能太高。他认为，筹资如果变成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行为，很容易破坏公益机构的核心价值。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公益的核心价值和商业化操作手法在同一个机构文化环境中处理比较困难。更重要的是综合性考量，如果一个公益机构筹资成本高，那后续的项目更需要监督评测。
在壹基金担任近两年筹资官员、现已离任的白鹤则认为，对筹资官员的激励应该更加完善：“首先，个人筹资的，那么这个人的筹资金额一定要有基本工作量，这个很好算，一个筹款官员（月薪 五险一金）/10%×12就是他一年的最低筹款额。这个是个人的，如果超过这个筹款额，当然要有奖励机制了。”
其次，她提出建立奖励假期。“如果业绩特别突出，超额完成了，那来年怎么做计划呀？计划做高或者做低了都不合适。所以说，如果已经超额完成筹款，机构又没有运营费用来奖励，最好就给筹款官员带薪放假。”
此外，业务学习培训也是激励法宝。“目前N G O圈里，对筹资官员的业务培训是非常差的。这个领域没有建立筹资人员的俱乐部，也没有筹资人员培训课程。很多人最基本的商务礼仪都没有！”
最后，她提出，升职也不免为一大激励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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