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的公益机构能做什么
2012-06-26
最近二三年间，上海的区县、社区新增了一项“招商”任务：招募、扶持社会公益组织。出资金、给场地、拿政策，政府对公益组织的热情绝不比对企业低。
热情建立在政府进一步厘清自身定位的基础上：面对社会各个群体日趋多元的需求，上海各级政府通过职能分解、转移、委托和授权，从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逐渐转变为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者、购买者和监督者；在此过程中，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民间力量逐渐活跃，发掘出一大批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的“小众化”服务内容，也探索出各种不同的服务方式。
这一社会服务力量的不断创新，扩大了公益的内涵和外延，更新了公益的定义，甚至创造了不同的公益组织形态。作为最先关注这支公益新力量的媒体，本报刊发了大量有关公益活动和公益组织的报道。今日起，我们将更加系统地聚焦公益新力量的发育和发展，关心公益人的困境和迷茫，并把我们的观察与思考记录在“公益新力量”这一栏目之中。
1年时间、2万元经费，在上海100个社区为2000多名老人做听力测试，为数万老人作保健知识宣讲——只有1名专职志愿者的草根公益机构“上海长寿敬老志愿者指导中心”在2011年完成了这项“老年爱耳大行动”。
目前，中心的创办人也是唯一的专职志愿者顾霖把这2000余份报告交给了专业机构作分析。他说，敬老志愿者指导中心是一个志愿者平台，他的职责就是当好平台的组织者和调度者。
1个人的机构和20多名专业志愿者
下着雨的清晨，医疗器械公司的听力师小婕扛着设备走进社区。在居委会临时腾出的屋子内，十几位老人正等着她和她的同事。
小婕逐个叫号，把老人请进门，用电耳镜检查老人的耳膜有无损坏，耳朵里有无异物等等；她的同事负责纯音测听，小婕再记录测试情况，并给一些养护建议——十几分钟的“缩略版”检测，令老人们感到新奇，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没做过专门的听力检查。
“一般人觉得年纪大了听力下降很正常，没必要看医生。”小婕说，其实65岁以上的老人因听觉系统老化而遭受的听力损失被称作“老年性耳聋”，会影响老人人际交往的能力和质量，降低他们参与社交的主动性，甚至加大老年痴呆症的发生几率。
自加入爱耳行动以来，小婕前后参与近70场活动。爱耳行动中，像小婕这样的志愿者共有20多名，他们是来自5家医疗器械公司、听力设备公司的听力师、验配师，但都是根据敬老志愿者指导中心的调配自带设备且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活动。顾霖说，这些志愿者随项目招募，被称为“专业志愿者”，志愿项目一完成团队即告解散；所以，敬老志愿者指导中心的运营成本很低。
根据志愿者的“供应”找需求
“志愿者和敬老中心没有隶属关系，参不参加活动全凭个人喜好。”只有1个专职志愿者的敬老志愿者指导中心，把自身定位成“组织型”的志愿者平台。为了整合民间志愿力量，顾霖绞尽脑汁把为老服务策划得新奇有趣，好让年轻人看得上眼。
中心曾和外资银行合作，为社区老人做金融知识普及；曾邀请台湾两岸交流观光协会的资深导游下社区介绍台湾景点，让老人“足不出户游台湾”；还和基金会合作，在端午节给老人们挨家挨户送粽子……
种种创意逐渐吸引到一批年轻志愿者。成立两年来，中心已有近200名注册志愿者。
开展老年人听力测试是志愿者的提议。原来，中心的志愿者中有位外企翻译，无意间跟同事分享志愿经历，引起了公司两位外籍主管的兴趣——波兰人白丹尼和挪威人韦彼得也报名成了中心的志愿者，这两个听力专家提议为老人做免费听力测试和知识宣讲。试了几次，效果良好，这才有了“爱耳行动”。
顾霖笑言，“我们和那些实力雄厚、人员充足的组织不同，没有大量活动资金，不能拍脑袋做项目。很多时候，我们是根据志愿者能提供的资源来设计活动——算是根据供应来找需求吧。”
专业志愿服务中信任是关键
“志愿者和中心的联系很松散，我们无法强制要求他们在什么时间参加什么活动。爱耳行动这样持续1年的大项目能顺利完成，我也有点吃惊。”顾霖认为，活动本身有吸引力是关键，“在策划爱耳行动时，我走访了好几家听力公司，他们都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的感觉是，在这个时代，可以开掘的志愿服务资源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但志愿服务与被服务对象之间需要建立信任。被老人们评为“最有耐心志愿者”的沈文莉也是听力验配师，她过去也想过做社区服务：“这一行做久了有‘职业病’，看到老人特别有为他们做测试的冲动。但社区并不信任我，因为我在医疗器械公司工作。”
为老人们做完听力测试后，小婕常常会对有需要的老人说一句：“条件许可的话，建议配戴助听器。”但每次她都担心被当成助听器推销员。
顾霖说，在爱耳行动中，中心和志愿者们达成默契：志愿者可以提出保养建议，但决不能做产品推销，否则会被“劝退”。
这条铁律让专业志愿者一偿夙愿。沈文莉满足地说：“大部分社区很配合，老人对志愿者非常友善，有些老人简直可用‘虔诚’形容——听从引导，特别有秩序。”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