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大启蒙书之二
五、关于基督教及韦伯
欧阳竟无大师所说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也是基督教的特点。我追求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并不排斥基督教。各种宗教对人生和死亡的关怀，答案互异但各有意义。基督教千古流传，对人类的精神自有不可或缺的救治作用。不过我认为，佛教更优秀，“教”级更高，也更适合中国从专制向民主的和平过渡，故主张把佛教放在优先地位。记得恩格斯都说过，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较高阶段。枭文《信上帝者，非伪即愚！》是站在历史的高处和智慧的顶峰极而言之，是为利根上智特别开的“小灶”。因为大智慧者大文化人的道德和人生意义是不应靠上帝来保证和赋予的。
我曾说，西方最高神格为上帝，用佛教里的果位衡之，上帝的神格也不算高，也就罗汉而已，大不了菩萨一级吧。这是戏言，也是实话。从大乘佛学的角度看，基督教义是一种 “非了义”，“不究竟法”。基督教的宽容度、博爱心及和合精神，与佛教比，均有不及。卢语晖君在批枭雄文《不信上帝者，既愚且伪》中说“上帝对某些人有更多的偏爱，而对某些人则是完全拒绝。”这与佛教“众生平等”、“饶益有情，普渡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等大慈悲心，差了好些层次。吾友老象说得好，佛教度人也讲要“有缘”，但绝对不会拒绝对任何众生的救拔。
许多国人包括文化人以为基督教“开”出了或曰催生了西方民主，或者干脆把基督教当作民主工具，以为传播基督教就是在追求民主，纯属历史的无知。相反，是启蒙思想反掉“神本”主义，是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西方社会才逐步走上民主道路的。
至于挂在自由派文人嘴巴上的韦伯“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并不足以说明基督教根本教义的先进性，更不足以把民主与基督教挂钩。请注意，韦伯认为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乃是新教伦理，而且是其中的合理成分而已。况韦伯的论证很不严密，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建立的因果联系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韦伯认为新教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理由之一是，新教反对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和人生所得的一切，因为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使得新教徒们不断地创造财富却并不将它用作个人的消费，而是将其投入财富的再生产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这就有些可笑了，要说禁欲主义，我们的某些偏离了儒家大道的传统道德规范丝毫不输给基督教。更多学者倾向把宗教看作现代化的障碍，认为宗教的衰退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等人都对宗教包括基督教持否定态度。似乎韦伯也说过，资本主义无限的逐利动机在任何宗教道德中都不会被认可。
韦伯对儒佛理解至为肤浅。关于佛学，他的观点只是小乘佛教的见解。他关于儒佛伦理与资本主义不兼容的论证早已被日本、香港、新州、台湾和“亚洲四小龙”（皆为儒佛并行的儒家文化圈，佛教是泰国国教）的社会发展现实所证伪。一些自由派文人唯洋是崇，奉之为社会分析科学无人能及的大师，未免可怜，令人讨厌。
六、佛教的现代化
公历纪元前后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得到比较自由的传播。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南北朝除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外，大都崇信、扶植佛教。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唐朝帝王尊崇道教，但对佛教也任凭其蓬勃发展，韩愈辟佛，还遭到流放。宋朝对佛教大多采取保护政策。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明朝出现过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等四大高僧，信徒遍朝野；清朝崇奉藏传佛教，但不限制汉地佛教。康熙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返京。雍正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
总体而言，历代王朝都对佛教都以扶植为主，认为三教各有妙用。历史上，南北朝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唐朝武宗时，虽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行动都相当“人道”，对佛包括儒道的摧残，-----------------------------佛教末流，只求个人超脱而逃避社会现实，以当“自了汉”为满足。振兴中华文化，离不开佛教的现代转化；佛教的现代化，离不开大乘佛法的重新弘扬。
关于佛教现代化问题，释太虚、释印顺等人倡导的人间佛教和人生佛教运动最为精当切实。太虚强调入世，注重人生，认为修行不能仅仅为了个人解脱，而应从人乘出发，进修大乘菩萨行，以大乘“自觉、觉他”的精神将个人解脱与世间一切众生的解脱结合起来。人间和人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扬。经中共围剿，佛法衰微，相距近百年的释太虚等大师的人间佛教之倡议，至今听来犹如狮子吼。
佛教平等理性、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特质，与现代平等自由等价值观遥相呼应。相信佛家理性、平等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大乘的入世、普度与普世精神，对于疗治各种庸俗现实主义、奴才犬儒主义的“流行病”，对于充实和创新民运思想资源，推动民主事业发展，大有作用和意义。振兴中华佛学，佛学界、思想界和民运界有识之士任重而道远，勉之哉。
2006-3-18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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