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范化是微公益组织努力方向
2011年10月20日
官办公益的危机
2011年，或许可以称作是体制内公益机构信用破产元年，即便谈不上破产，那最起码也应是危机。
今年6月，一个叫郭美美的女孩通过微博，用名牌包、豪车这些奢华符号，近乎轻佻地点中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罩门。红十字会，这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机构，随即陷入一场被民众口诛笔伐的旋涡之中。
红十字会并不孤单，因为它随后就找到了同伴。
郭美美之后，另一个叫卢星宇的女孩又引发了“卢美美”事件，她身后的中非希望工程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被证实与官方慈善机构—中国青基会有瓜葛，而媒体和公众都高度怀疑这背后是一起官商勾连，打着慈善旗号的敛财行为。
事情还没完。9月，丑闻又击鼓传花到了另一家重量级的慈善机构——宋庆龄基金会。媒体调查发现，河南宋基会2010年末时，资产已近30亿元，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里名列第一，而这些基金很多都被挪用于建豪宅，甚至还被用于放贷。
两个炫富的女孩，一个蜕变成售楼处和银行的基金会，三起丑闻，虽然至今仍未能揭开官办慈善的核心内幕，但足以让“信用”，这一公益机构最核心的价值和内涵出现信用危机。
危机的迹象，至少从官办公益机构在各地的捐款箱中，在银行的募捐账号里表现了出来。
以红十字会为例，公开资料显示，“郭美美事件”后的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404.86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而在此前三年（2008-2010），该机构的月平均捐赠额分别为124万元、220万元和756万元。
河南省红十字会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7月仅收到捐款5295元，去年同期的善款数是今年的68倍；深圳市红十字会去年7月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社会捐款同比下降了97%。
“郭美美事件”后，为了平息众怒，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8月1日上线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试点披露玉树地震的捐款情况。不料这个仓促上线的平台却出现了更多疑点，比如成龙一天捐了6次，每次一毛钱，周润发则只捐了1分钱。面对社会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只能说出现这种事，“不排除重名的可能性”。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涂猛则在“卢美美事件”后发表声明：“中非希望工程”是由青基会和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共同发起。前者负责向其会员劝募，后者负责接受捐赠，双方并非商业合作。
河南宋基会丑闻则是三个事件中，唯一一个官方介入调查的事件。媒体曝光后，一个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介入了调查。而这个调查何时结束、何时公布结果目前尚不清楚。
井喷的微公益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慈善从来都是社会的刚性需求，当“欺行霸市”的慈善寡头遭人唾弃后，之前备受压抑的草根公益、微公益终于找到了井喷的出口。
幸运的是，它们赶上了微博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前者说的是官方的慈善机构，后者则是对民间微公益组织而言。
与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不同，互联网时代，来自民间的草根公益、平民公益被称为“微公益”，它强调的是全民参与并创造价值，“勿以善小而不为”，公益不是富人或者企业的专属责任，它是人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实现、阳光快乐的生活方式。
而这两年蓬勃兴起的微博平台，因其大众性、草根性和传播迅速性，在让个人或民间组织从事公益活动更加便利和高效的同时，也相应地降低了其做公益项目的门槛。于是传统的官方慈善机构深陷信用危机、愁云密布之际，恰是微公益野蛮生长、迅速被大众认同和追捧的最好时光。
通过网络和微博，一大批民间公益项目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参与者踊跃。比如媒体人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北京厨子发起的“关爱尘肺病人”、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等微公益活动，热度至今未减，甚至还获得了企业界的资金支持。在以往，民间公益组织是很难获得这些资源的，企业界的捐款和资源一直都被大的慈善机构垄断。
纵观这两年兴起的微公益组织，不难发现其拥有着与官办慈善完全相反的特质。在官办公益组织深陷“公德”信用危机的趋势下，一类微公益是靠着领军人物的私德，振臂一呼，响应者众，另一类微公益，发起者本是无名草根，但靠活动组织过程中的透明，赢得了公众的信任。而这两项特质，恰是当下公众对官办公益机构最大的不满。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有着官办公益组织这面镜子照着，微公益的参与者往往会如履薄冰—私德不能出瑕疵，透明不能被质疑。一位微公益的发起者就对记者讲了这么一件小事：一次飞机坐第一排，一位粉丝误以为头等舱，提出了质疑，“我忙澄清是经济舱第一排，而且是从淘宝买的低价票”。在做微公益之前，他经常会住一些不错的酒店，“现在也不敢了，顶多住如家”，生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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