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令我们变得如此冷漠？

　　2011年10月20日     来源：长江日报 作者：夏昌奇

　　是什么令我们变得如此冷漠？
　　
　　这一疑问的背后，是愤慨，是斥责，也有失望，乃至绝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们本不该如此。但面对摔倒的老者、被碾压的孩童，漠然视之者众，袖手旁观者众。我们的良知在哪里？我们的恻隐之心哪去了？
　　
　　道德谴责，更多地，只是一种态度。我们谴责过范跑跑的言论，尽管他打着自由、真诚、个人主义的旗号，这种极端利己主义并没有为公众广泛接纳。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在任何形态的人类社会中，都不应该成为道德的例外。
　　
　　但仅仅摆个姿态，对冷酷的现实是无济于事的。长年累月的道德说教，高大全的道德楷模也被冷酷的现实戳穿了泡沫。除了高高在上用手指戳戳点点，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制度保障、法律支撑、技术支持，是比道德谴责更有用的东西。健全的医保制度，可以使救助者免于金钱纠缠的担忧；公众的法律判决，可以使救助者免于诉讼纠纷的担忧；伤病救治常识的普及，可以使被救助者免于伤痛加重的风险。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政府部门、立法司法机构应该抓紧落实的，也是可以尽快得到改善的。但再好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都离不开好的“大环境”作为铺垫。而这个好的大环境，就是人们在意识、文化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习惯，也就是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从社会的大结构来看，是某些既定的、习以为常的行为规范；但从个体的视角看，习俗是每一个人在日常交往和公共生活中逐渐习得并践行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此，社会习俗被托克维尔和贝拉称之为“心灵的习性”。
　　
　　19世纪30年代正在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给前来考察的法国人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美国的发展得益于其良好的社会习俗。而这一习俗则是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宗教传统和对地方政治的参与造就的。150年后，美国社会学家贝拉和他的学生用了5年多的时间重新考察审视美国人心灵的习性。他们发现，主动参与和积极的公民生活对心灵习性的培育至关重要，可以抵消个人主义的消极面，减缓分离性文化与聚合性文化之间的张力。
　　
　　反观近30年来之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的缺失正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与经济飞速增长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公共空间的窄化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中国人社会的底色，是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中心展开的“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在现代中国并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一点，中国学者如王绍光、刘欣等人关于社会信任的定量研究可为佐证。公共生活的匮乏，使人们圉于小圈子里出不来，无力解构传统的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五伦之外的陌生人，原本是可以不用特别关照，甚至不需要打交道的对象。但以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陌生人的交往成为必须和常态。公共生活，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以及精神性的公共生活，说到底就是与陌生人的交往。在其中，我们本可以逐渐习得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和原则。
　　
　　公共生活，是我们道德操练之所。公共生活不可怕。提倡开放和健康的公共生活，于社会的发展是大有利的。缺乏日复一日的习以为常，而是指望道德英雄横空出世，这是我们一些人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与心灵的习性相背反，与汲汲于出政绩的逻辑倒是一以贯之。对于文化政绩工程的粉墨登场，我们要警惕。

【郑重声明】公益中国刊载此文章不代表同意其说法或描述，仅为提供更多信息，也不构成任何投资或其他建议。转载需经公益中国同意并注明出处。本网站文章是由网友自由上传。对于此类文章本站仅提供交流平台，不为其版权负责。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文章请发信至 [公益中国服务中心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