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对“扶老指南”吹毛求疵

2011年09月09日    来源：西安晚报

　　9月6日，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指南提出，如老人意识清楚，救助者应询问老人跌倒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护送老人到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不应对“扶老指南”吹毛求疵
　　
　　《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只是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的伤害干预系列技术指南之一，同时发布的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自作多情的舆论，将这个指南与道德问题“拉郎配”，结果就莫名其妙地义愤填膺。
　　
　　“要不要扶老人”是个道德问题，也可能引发法律问题，但“怎么去扶老人”却是个技术问题。卫生部的“跌倒指南”起码默认了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去扶老人”，然后才教你如何做到更科学更合理，免得好心办坏事。
　　
　　有人说，卫生部这个“指南”提出了一个“很坏”的原则，就是“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这不是给不扶老人者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特许借口”？笔者以为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一者，这样的担心有偷换概念之嫌，“指南”说的是“不要急于扶起”，而不是说要大家“不要扶起”；二者，道德行为从来就是有成本的事情，不扶老人的理由千千万，而扶老人的理由只有一个，那么，道德选择果真脆弱得听不得半点风吹草动？“彭宇案”或者“许云鹤案”之后，反思甚嚣尘上，如此先入之见，不过是推脱道德义务的一个低级借口。
　　
　　客观地说，“跌倒指南”确实让救助行为多了一层技术上的思考，有效的应对不是拒绝出手，而是希图从法律层面减轻或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责任。比如英美法系国家就有一种法则被称为“好撒马利亚人法则”——美国有法律要求，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而给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损害时，其责任可以依据一定程序予以免除，而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果我们在确保救助者权利的时候，再考量技术上的义务，也许更为合适。
　　
　　眼下而言，改良脆弱的道德环境，需要的不是对“跌倒指南”等吹毛求疵，而是基于理性之上的建构立场、立足于公益之上的包容心。邓海建（媒体从业者）

　　“扶老指南”难解舆论困惑

　　各地接连发生的“类彭宇案”触动了公众脆弱的道德神经，他们在“到底扶不扶老人”上有着很深的纠结和困惑。可是，虽然舆论在“扶不扶老人”上争得喋喋不休，但是，政府部门对此话题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卫生部门出台了一个《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终于有部门就这个问题发出声音了，舆论自然就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和阐释。即使这仅仅是一个技术指南，纯粹是救助的技术手段，无涉道德指引，无关价值判断——各司其职，卫生部门也只能这样的技术解答了。它的前提当然是“应该去救助摔倒的老人”，不过是提出了一种科学施救的专业见解。可是，这个问题上充满价值饥渴的公众，并不满足于这种技术上的解答，而需要直面矛盾的答案，这显然是卫生部门无法给出的。于是，就有了对《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过度阐释，甚至是刻意的误读。
　　
　　扶不扶老人，在当下中国的社会中，公众最困惑的显然不是扶的技术，而是“扶不扶”的价值困惑和道德风险，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是这方面的“价值指南”，可是，在这个最大的困惑上，政府部门失语了。
　　
　　在公众的道德神经一次次被“类彭宇案”冲击时，一次次被伤害时，没有及时站出来进行价值引导。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卫生部门，司法部门和宣传教育部门更应该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首先当然是司法部门，因为一系列“彭宇案”，都与未能说服公众的司法判决有关。面对种种指责和怨愤，司法部门应该站出来进行解释，消除舆论的误读和公众的误解，而不能任由那种“以后绝不再扶老人”的负面情绪蔓延。这样的解释，既是一次释疑，又是一次普法。
　　
　　然后是宣传教育部门，面对公众“不敢再扶老人”的情绪，应有正确的引导。比如告诉公众，无论如何“救助摔倒的老人”都是应该的，即使判决不公，那也只是小概率事件。真正的道德信仰者，扶老人是良心促使自己做出的选择，而不会为别人设置什么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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