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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兵 吴兆路
王国维乃一天才学者，在去年春天网上评论的“二十世纪十大学术大师”中，他不但榜上有名,而且位列前茅,表明了网民对他在哲学、美学、教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乃至历史地理学等等学科领域所取得令人瞩目的开创性的贡献的充分肯定。诸家在探讨王国维所取得的上述杰出成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踪他获得如此成功的根本原因,众口一词指向西方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这诚然是不错的。综观王国维的一生，他确实接受了西方哲学思想的熏陶，在中国社会新、旧历史转型时期，努力介绍、吸收及运用外来的思想，并且把它作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武器，力图把我国传统文化纳入世界的文化体系之中。然而，王国维毕竟是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上,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经年累月,其骨子里流淌着的还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血脉。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在王国维为我们留下的文学文本中，似乎特别喜爱“人间”两字。不仅他引为自豪的词作结集取名为《人间词》，而且把他撰写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专著也取名为《人间词话》。更有甚者，他还把“人间”和“人间居士”等等用作笔名。人们在他存世的不少文章、笔记和书信中，都可看到这一点。对此，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在《人间词》所辑录的全部111首作品中，出现“人间”两字的例证竟有30多处,出现的频率之高，实在令人吃惊！如“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人间何苦又悲秋，怎是伤春罢”，“闲置小窗真自误，人间春色不如许”，“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烛泪窗前堆一寸，人间只有相思分”，等等。王国维为何如此钟情于“人间”两字呢？使用次数如此之多显然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自觉的刻意的追求。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王国维所说的“人间”两字，也即“人世间”的意思。除此之外，它是否还有另外的意义呢？日本词学家宫内保先生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一文中说：“通读这些作品（本文作者按：指辑入《人间词甲稿》及《乙稿》的词，也即我们所说的全部《人间词》），人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是‘人间’一词的频繁使用;其次，亦应注意到这个词并不限于原来的‘人之世——社会’之意。”为此，宫内保先生还列举王国维的《蝶恋花》一词来作说明：“王静安读过康德的三批判书，又接近于叔本华和尼采的非合理主义，他用这个词也是当然的事。这首词里的‘人间’，与其解作‘人之世’，不如解作‘人’更为妥当。”他还认为，“从小心起见，再附带说一说，这个‘人’是单数还是复数，这是琐末之论，现在怎样讲都行。问题在于：即使假定‘人间’解作‘人之世’，但还是要最终结于‘人之世的、爱道的人’的意义”。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感到，现在静安已非将这个词限定在原来的‘人之世’的意义上，而不如说是将它引到‘人’的方向上加以使用的。由于引向更个别化（不是个人化之意）、具体化的方向，看上去他反而是在进行从这个词中提取普遍性的尝试。”在这里，宫内保先生力图把“人间”一词尽可能地引到“‘人’的方向上加以使用”的努力，其主观愿望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他把王国维的这首《蝶恋花》词的题旨和康德、叔本华、尼采联系起来考虑，也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思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然而，无论是“人间”也好，还是“人”也好，或者是“人之世”也好，它们之间的意义虽然有着细微的差别，但从基本点上来看，大致上还是相同或相似的。
对于王国维特别钟情的“人间”两字，到底究竟该如何理解？我们认为，可否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一新的角度，也就是如宫内保先生所说的佛教学说中去寻迹觅踪。原来，这《人间词》中的“人间”两字，本是佛家用语。佛家认为，人是欲界众生中的一类。《大乘义章》卷八说：“以多思义，故名为人。”这“人”的主要特点是欲望帜盛，思虑繁纷，因此需要佛陀用教理作净化，使“人”成为持戒有律的“善知识者”。又，今存《法华经-法师昆》云：“生于此人间。”这是较早见到“人间”两字的佛经之一。据丁福保编撰的《佛学大辞典》说：在佛教典籍中，这“人间”的意义和“人界”相同，而“人界”则和“人间界”和“间师界”等的意义相同。它的一种解释是“住于人界者，即人类是也”，这和通常意义上的“人世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另一种解释则认为，“人间”是佛教所说的“六道”之一，在“六道”中，“人道”属于“天道”的一种，占据着其中第二的位置。它和“天道”同被称为“二善道”，和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天上同列，“乃众生轮回之道”。据说，只有那些奉守五戒的信徒，才会有人身之报。王国维在《蝶恋花》一词中出现的“人间”两字，与其如宫内保先生那样作“达观之士”解，还不如把它视作是佛教“六道”之一的“人道”来解。
通读王国维的全部文集，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对佛教或佛学是十分精通的，其造诣并不亚于其他学术领域。例如，他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并非佛学专文，但在不长的篇幅中，还是提到了佛教。王国维在论及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时说：“佛教之东适，值我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签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玄等于南北之都。”他还说：“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这表明，王国维对中国的佛教与佛学是非常熟悉的，他用短短的一二百字，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概括得如此精当。他把自己所推崇的“西洋之思想”视作是“第二之佛教”，既说明了他对中国佛教的精通，也可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佛教的地位明显要高于“西洋之思想”。紧接上述引文，王国维又说：“唯近七八年来，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在这里，他把佛教之《四十二章经》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鸣锣开道的《天演论》相提并论，也可说明他对中国佛教的充分肯定和尊重。况且，在我国思想界，早在王国维之前，已由杨文会扛起了复兴佛教的大旗，创办金陵刻经处，大量翻印佛教经典，矢志弘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差不多和王国维同时，人称“政治和尚”的太虚大师提倡“人间（其时也称人生）佛教”，注重“求人类生存发达”，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土壤上诞生的《人间词》，不乏佛教思想的影迹，也是很自然的事了。王国维钟情“人间”两字的缘由从中也可窥知了。
王国维是一位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学人，“国学”在他的心中，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从他的学术实践来看，他视“国学”如自己的生命，有时甚至比个人的生命还重要，而叔本华和尼采的西方哲学则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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