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治体制造就中日灾后重建效率的巨大差异

江苏天一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严循东  

2011年5月26日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三周年之后，舆论对灾后重建情况予以了高度关注。此前的5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灾区时已经表示，经过三年的努力，震区重建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5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京举行震区重建情况发布会，四川省副省长魏宏介绍说，迄今国家规划的4万余个重建项目，已经完工的达95％，已完成投资占规划总投资的95％，3001所重建学校已完工96．9％　，“三川两镇”等一批遭重创的县镇村庄以全新的面貌再现。综合各种情况来看，灾后重建工作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世界舆论也对震区的重建工作予以了积极肯定。埃及埃菲社的报道说，“近三年来，灾区的城乡面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经济发展恢复或超过了震前水平。”日本《产经新闻》11日的报道描述说，“驱车进入北川……在拥有四车道的宽阔马路两旁，耸立着学校、医院、音乐厅、购物大厦等崭新的建筑。”　

中国灾后的重建工作让人联想到邻国日本。由于日本大地震发生刚满两个月，日本的灾后重建工作也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5月10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首相官邸主持举行了　“东日本大地震重建构想会议”第四次会议。会后，“重建构想会议”主席五百旗头曾对记者表示，资金问题仍是重建构想会议的主要议题。由于资金尚未落实，迄今重建工作进展缓慢。据日本国土交通省公布的数字，截至5月10日，避难人数仍超过11万人。这样的进展引起了民众的非常不满。读卖新闻社对灾区周边42个地方政府负责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认为，灾后重建工作尚未启动。

显然，与中国高效有序的震后重建工作相比，日本的重建效率明显相形见绌。也许有人会说，汶川地震已经过去整整三年了，而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两个月，时间悬殊使灾后重建工作不具有可比性。不过，即便以震后的重建工作相比，也能看出双方的巨大差异。

汶川地震发生仅仅13天后，200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做出了“建立对口支援机制，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的决策。10天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常委会，就对口援建做出具体安排，确立了“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口支援原则，决定北京、广东、上海等19个省市以不低于各自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震区的重建工作才在短短的三年之内终于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据统计，过去的三年间这19个省市共实施对口支援项目4121个，安排对口支援资金843．8亿元。

相比之下，日本震区重建工作所需的资金却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批程序，特别是要经过国会的批准。为了筹集资金，政府官员甚至提出过开征“重建税”的设想。但增加税负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因为这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影响经济复苏。菅直人是如此无奈，以至于在4月26日出席众院预算委员会的重建工作质询时表示：“为了灾后重建，不管现有法律体系如何，必须采取超越性的对策。”连“超越法律”这样的路子都想用上，无奈程度可见一斑。

不难看出，造成中日震后重建工作效率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是典型的“举国体制”，政府压倒性地掌握着社会资源。其优势在于，国家遇到特殊灾难时，政府可以迅速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应对困难。日本就不一样了，“三权分立”制度下立法与行政的相互掣肘，使得重建奖金的拨付与使用都要经过国会的严格审查。而国会里的在野党并不希望执政党通过救灾为自己的执政业绩增色，所以对执政党的动议大都是唱反调。日本的灾后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在看到“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消极性的一面。政府压倒性地掌握着社会资源，且动用时不会遇到掣肘，极有可能导致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程序性和民主性程度偏低，资源浪费的可能性也就很大，并容易滋生腐败。相比之下，相互掣肘的权力制衡体制，行政效率固然可能低下，但却可以有效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等现象。另外，民主政治的生态环境下，在野党掣肘执政党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任何一个在野党都不会傻到逆民意而为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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