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人的慈善观

2010年10月26日　来源： 光明网

　　这些年来，自然灾害频发，慈善事业也随之热了起来。然而，人们对一些慈善现象的看法尚不尽一致，可谓众说纷纭，故重温一下古训，对于统一认识，激发人道主义精神不无借鉴之处。

　　慈善，是指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或者说是一种“有无相恤，患难相救”的行为。无论是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还是墨家提出“兼相爱”，虽然在不平等的社会中都具有空想性，但那种“惟善以为宝”（《礼记 大学》）的精警见解，“施生爱人”（《白虎通义 情性》）、“相濡以沫”（《庄子 大宗义》）的友爱精神，至今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慈善是一种美德。先秦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 八章》）意谓最高的善像水一样，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三国时的曹丕认为：“善者，道之母，群行之主。”（《典论 缺名》）极言行善不仅孕育令德，也是掌控各种善举的根本。汉代的王充则从治政护法的高度，概述了行善的重要性，他在《定贤》一文中写道：“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此话看似有些小题大作、“上纲上线”，却具体道出了善心、善行的本质含义，那就是排除恶念，崇尚公平，助人为乐，使之幸福。难怪有哲人说，“善心比复仇更高贵”，“一颗好心抵得过黄金”。

　　对每个人来说，具备一颗善心实在太重要了。有了“一善染心，万劫（形容磨难之多）不朽”（萧纲《唱导文》）可以经受各种磨难。而“身恒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刘昼《慎独》），里里外外对得起自身。如果“闻善不慕，与聋聩同；见善不敬，与昏瞽同；知善不言，与嚣喑同。”（《柳宗元集》）意谓对善事无动于衷与聋子、瞎子、哑巴没有什么两样。宋代的林逋一针见血地指出：“舍善不为，为之自贼（虐害）”（《省心录》）。

　　仁爱也好，慈善也罢，是人际关系的黏合剂，也是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举措之一。《汉书 刑法志》云：“不仁爱则不能群（形成群体），不能群则不胜物（指利用自然资源），不胜物则养（给养）不足。”佛教把富而不慈视为一种“罪”，指出：“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救济）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太平经 六罪十治诀》）认为“富而不济”，让人困顿饥寒而死，这种罪是不可饶恕的。

　　其实，慈善是一种相爱相利的事。爱是相互的，利也是相互的。义利的关系也应是对立的统一。墨子讲究“兼相爱” ，就含有“交相利”的意思。“爱人若爱其身”，关爱别人就等于关爱自己。这就是“投桃报李”之谓也。古人还认为，善事必须善待。如，不违原则——“爱之不以道（原则，道义），适（恰好）所以害之也”（《资治通鉴 晋纪十八》）；不求回报——“我有德于人，不必望感”（宋纁《古今药石》），“欲人感恩，便为敛怨之道”（洪应明《菜根谭》）；不事张扬——“人能扶人之危，周（接济）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谈则益善矣”（张廷玉《澄怀园语》）；不分亲疏——“勿以人负我而隳（毁坏）为善之心”（申涵光《荆园小语》）即使与己有隙者，也要一视同仁，不为好恶所左右。总之，行善是无私的，爱必须是真诚的，否则就是虚假的爱，不诚的善。

　　“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慈善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需要国家的鼓励政策和制度保证，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但作为个人来说，不管地位尊卑、财富多寡、处境优劣，都应该而且必须自觉参与，诚如古人所云：“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冯道《全唐诗 天道》），哪怕是很小的恩惠只要施得及时，对受惠者就有很大的价值。因此，人人做一个“习于善者，思其所善，行其所善”（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对于锻打和强化自己民族“乐善好施”的文化品格，构建和谐社会，是何等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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