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不平等不能仅靠慈善之心
2010-09-22 来源：文汇报
本报记者
奥拉西奥·阿塔纳西奥（Orazio Attanasi o）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他曾经在2003年担任欧洲经济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是家庭消费储蓄行为、微观信贷和房地产市场。
金融危机影响了欧美人的消费行为
文汇报：作为英国经济学家，您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深有研究，那么，您是否关注过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
答：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即使在经济增长率很高的时期也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经济学的文献中有了一些解释，但是并不是很有说服力。我觉得有必要研究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储蓄数据，看看到底哪些家庭储蓄得更多，哪些家庭的储蓄比较少。要研究一下随着时间推移，家庭的储蓄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看看年轻人的家庭、年长者的家庭以及有孩子的家庭，它们的储蓄分别是怎样的。这样更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同时也有利于预测未来的发展。比如，我们曾经做过研究，分析人们对新的经济环境的适应速度比较慢，他们在快速的经济变化中究竟会不会很快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来适应新的环境。不过，我们还没有做中国相关案例的研究。
文汇报：那么，美国的案例又如何呢？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金融危机究竟有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答：可能有所改变。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同以往非常不一样，结果就是，欧美家庭对此做了非常大的调整。在危机发生后，美国人的消费出现了非常大的下降，原因在于他们对未来产生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并不是很有信心，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行为。
文汇报：我们大家都明显地看到，中国人储蓄更多，美国人消费更多。这种现象，是不是和文化背景有关，还是和社会保障机制有更大的关联？
答：关于消费储蓄与文化背景的关系，我的答案是很有可能，不过我还没有做过确切的研究。而消费储蓄与社会保障机制的关系，则是我研究的一部分。这个话题很有趣。我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近我知道这种改革有了一些变化，我们发现这些改革对人口中不同年龄的群体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如果你研究这些人群是如何调整自己的消费储蓄行为的，你就可以了解总体的情况。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做这方面的研究。
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是更有效率的办法
文汇报：最近，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在美国倡议富人们捐出自己的一半财产。您觉得富人的捐赠是否能解决整个社会的消费不平等问题？
答：简单来说，我对此的答案是：否。不平等的现象在英国和美国都在进一步加剧，并不是靠部分富人的捐赠就能解决的。消费不平等背后的机制非常复杂，我们不能单单靠人们发慈善之心，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文汇报：那么，在您看来，可能的解决方案又是什么呢？
答：要看造成不平等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力资本，其得到的回报往往比较高，相应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其工资收入就很低。长期来看，要减少不平等，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所以我相信，相比简单地把钱从富人转移到穷人，这是更可持续和更有效率的做法。
文汇报：提高穷人的最低工资，是不是有效？
答：我不认为这样做可以解决不平等问题。最低工资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你提高最低工资以后，劳动力市场上的用工成本就更高了，也就必然会导致这些工人生产的产品价格也提高。这就是副作用。我们很难知道这些最低工资的人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
人们只有预期未来收入更多，才会消费更多
文汇报：在中国，现在更多的人认识到消费对拉动经济的作用。那么在您看来，消费到底对经济增长有多大的价值？
答：在GDP中，消费非常重要。人们对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他们的消费决定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如果你知道未来会挣更多的钱，相对会更加富裕，那么现在你就会增加消费。并不是说，消费现在增加了，经济就会大幅增长；但是可以说，消费选择很大程度上反应了经济状况。
文汇报：您对增加消费有怎样的建议？提高汇率，增加社会保障和提高收入，哪个更管用？
答：对于汇率来说，它可以使进口品变得更便宜，使这些东西更有吸引力，人们会买得更多。但我不知道中国的进口商品消费究竟在总消费中有多高的比例；要知道政策有多大作用，必须先知道这一比例。我感觉到这一比例可能不会太高。
关于社会保障，它的确可以使人们觉得更安全，因为一旦发生诸如失业、生病等情况，人们可以从国家的福利制度那里得到帮助，他们就会为此减少储蓄，从而更多地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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