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慈善之爱撒满人间

时间：2010年7月20日　来源: 网易

　　如今，从政府到社会各阶层都已认识到，慈善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而且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真情投入和关注我国慈善事业的人逐渐增多。不过，我国的慈善事业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不少问题还有待解决和探索。

　　“丛飞之泪”的启示：

    慈善人士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应通过舆论宣传让慈善意识深入人心

　　歌手丛飞是深圳市的五星级义工， 10年来参与了400多场慈善义演，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从1995年正式认养第一批辍学儿童至今，丛飞已资助失学儿童178人，其中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有的正在读大学，有100多个孩子正在中小学读书。5月中旬，丛飞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丛飞的事迹感动了深圳，一批批群众去看望他，捐钱捐物，送花送药；有关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帮他解决各种困难。但在丛飞陷入无钱治病的困境时，曾接到来自贵州、湖南、四川等地的催钱电话，误解他是以生病为借口拒绝继续支付孩子的学费。还有一些陌生的探视者，来到丛飞的病榻前，要求他给予资助。个别受丛飞援助已经完成大学学业的青年，虽然就在深圳工作，却不愿意到医院去探望病重的恩人，甚至认为丛飞对他的资助是为了出名。面对人情冷暖，丛飞百感交集，流着泪表示：“有点伤心，但不后悔！”

　　6月17日，民政部李学举部长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为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献计献策。李部长动情地介绍了丛飞的事迹和遭遇，他说：“我为深圳歌手丛飞同志的慈心善举深深感动，也为个别受助人的冷漠无情而痛心。发展慈善事业，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树立乐善好施的慈善意识，同时也需要唤起收益人回报社会、不忘恩人的感恩良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今天我为人、明天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李部长的一席话使与会者无不动容。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一级演员关牧村说：“我认识丛飞，那是个非常好的人。曾有记者问我，外国明星捐赠公益事业的积极性都很高，为什么中国明星就没有那么高的积极性？我说，你说得不全面，中国演艺界很多人都愿意做善事，但不愿意宣传，有顾虑，怕人家说是在作秀。说实话，我就有这种顾虑，宁肯多做少说。”

　　在场的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指出，慈善人士需要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要加强宣传力度，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公众的慈善意识，吸引民众参加到慈善活动中来，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要让群众认识到，慈善事业不是富人的事业，而是人民的事业。

　　“张莉之举”的动因：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是其募捐能力的保证，而公信力取决于募捐是否规范、善款使用是否透明

　　张莉是个有爱心的人，不仅疼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那些正遭遇不幸的孩子。前不久，她在网站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江苏连云港市有个9个月大的孩子，患严重先天性心脏病，需要进京治疗，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无法负担大笔的手术医疗费用，希望网友给予帮助。张莉动了情，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还在网上帖出倡议书，动员其他母亲伸出援手，效果还真不错，很快就收到广州、上海、贵阳等地一些网友的捐款。张莉认为，捐款不论多少，都代表大家的爱心，应该由一家公信力较高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笔钱的专款专用。她找到北京市捐赠事物管理中心，希望他们能设立专门账户管理这笔钱。张莉的要求马上得到满足。中心业务科黄勇科长告诉记者，他们还是第一次应捐赠者的要求，为一个孩子开设专门的捐赠款管理账户，这样做工作量肯定是增加了，但让捐赠人满意是目的。

　　1998年我国人均慈善捐助只有1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慈善捐助不足1元人民币。有专家指出，募捐能力低直接反映出我国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来自善款的募集是否规范、使用是否透明、是否真正用于城乡困难群众，是否使善款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当前，由于舆论对慈善事业宣传不多，公众对慈善机构了解不够；在开展慈善捐助活动时，变相摊派普遍存在，经常被动捐款，引起公众的反感；有些慈善机构在管理上存在漏洞，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善款使用上随意性大、不公开，甚至贪污和挪用，公众不放心，不信任。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到我国慈善机构的公信力。

　　张莉女士的举动说明：只要是公信力高的慈善机构，群众就会主动找上门去，奉献自己的爱心。

　　“李荔平之忧”的背后：

    制度法规滞后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我国亟需加快立法进程，推进“第三部门”建设

　　某外企北京办事处主任李荔平在1998年水灾期间捐了5000元，这是他捐的第一笔善款。后来，只要遇到重大事件，比如非典、海啸等，他都会作出善举。但是他也碰上了不少尴尬事。有一次他把公司的计算机捐给希望工程，可人家嫌旧拒绝接收。还一次，是他为非典捐款不久，收到来自内蒙古的一封信，说太太离异，女儿上学，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希望得到他的救助。李荔平说，令他不快的不是这位求助对象，而是有关部门把他捐赠时登记的个人信息透露出去了。虽然这并没影响他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但他对我国慈善事业的现状不无忧虑。

　　李荔平的行为令人心存敬意，李荔平的忧虑却也令人深思。有效地缩小财富差距，关键在于财富的分配。慈善机构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第三部门”的角色，推动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劳动所取得的报酬、工资，要讲效率，第二次分配是国家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政策，要讲公平，第三次分配则是有财力的人以社会互助的形式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要讲社会责任。

　　可是，我国在此方面政策支撑和保障力度不够。截至2004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慈善（总、协）会有395家，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还有一部分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组织、福利性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及基金会组织。而美国1990年就有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约140万个，德国、英国、瑞士都有不下1万个。一份调查披露，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

　　迄今为止，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还没有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专门法律，比如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机构的监督机制、救助项目的开发领域等内容，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参照，特别是税收政策比较消极，对慈善人士或企业的善举缺乏足够的激励和优惠。

　　说到慈善组织在推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民政部李学举部长是这样评价的：“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害变故，我们的慈善组织能够从容有序地发挥作用；在国家宏观政策的转轨调控过程中，我们的慈善组织能够以高昂的士气赢得主动权。在弱势群体信任甚至依赖的目光中，我们的慈善工作渐入佳境；在国际慈善组织间的频繁交往中，中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升华，呈现出国际化、专业化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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