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楯：把尊重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
来源：公益中国网
李楯
前面听了易延友教授和隗永贵处长的讲话，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现实。我们也提到公民权利公约这么久没有批，是好事还是坏事？某些程度来说还是好事。过去很多公约签了之后就批了，根本不想我们要不要做。最早70年代签的人权公约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知道，签了公约之后和现实制度的内在紧张。最起码现在是看到了这个问题，同样有些话前面已经说了，也是我想讲的，我们有一个高一点的法，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就看定什么样的法。就是现在立这个法，当然某些方面我也支持，但是，现在是不是立这个法的时候，现在能不能立出一部比较好的法？
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前面易教授提到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作为立法的凭借支撑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我们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提的很明确，国家、社会本位。共产党到后来差不多十年这样子，开始提出以人为本。到底是国家社会本位，还是以人为本，这是所有制订法律中都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恰的遗产。那个时候形成的已成定制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设定劳动教养这些规定和做法都来自这些。
到现在不管是姜明安教授说的四种方法，还是其他，里头就有一个问题，有些人讲了一方面是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我要提出的问题是，这两个矛盾矛不矛盾？我觉得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如果以人为本，我们考虑当事人的权利，依法办事，一定不能保持社会稳定吗？如果以国家社会为本位完全是另一种思考。这里有一个难题，一个是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时期，表现出来现在非常脆弱，很多时候都感觉到禁不住。包括有人出来上访了，或者有群体性的行为，是不是一定就禁不住？我们当年认为，在搞计划经济的时候市场经济是绝对禁不住的，一出来肯定乱套。我记得我在二十多岁时，八年时间在农村插队，当时省里的领导——革命委员会主任说，这年生产了多少多少，多少流到自由市场，这还了得？现在都流进去了，一点事儿没有。所以，现在对这些问题怎么看？非常脆弱。另一点，国际社会上也是这样，9.11事件以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断地可以因恐怖分子可能伤害到你。
我们老提维权和维稳，真正很好的维权才能维稳。能不能维稳？当然能维稳，成本极大，不要考虑个人幸福。如果能在控制内办好一两件事，这个党和政府是有能力的，但是成本极大，绝不符合法制国家的方向。这就出来一个方向，现在转型中出现了一个市场经济和旧的权力体系巧妙的结合，我们是在这种前提下谈怎么对待上访，也包括我们怎么对待信息产业问题，怎么对待社会不安定或者违法的行为？我们怎么看待？我觉得市场经济必须和法制国家和利益制衡，三者才能保证我们很好的发展。
不管是已经废掉的收容还是现在的劳教，现在要立法，可能立出来的是良法还是恶法？我们怎么评价它的过去？我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它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制度，也不是怪胎，它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必然制度。我们到转型的时候讲法制了，这时候它就有点不大好处理了，有点不伦不类了。这种情况下，我的看法，如果我们立一部破法，其实不如不立法。我们立了法，如果本身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就像当年第一部经济合同法，把计划经济都装到法律的形式里，如果这样制定法律，还不如不制定。
比如说就业，有人说当时解决了就业问题，就业是他自己愿意那样就业的吗？不就业可以不可以呢？不就业是不是一定要劳教呢？这些问题拿到今天都需要考虑，包括手段，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呢？具体来说，比如把犯罪门槛放的低一些。简单插一个故事，我们一个院长到美国去，有个地方不许去，几个朋友带他去了，出来一个警察给他一个传票，解释半天没有用，于是到了法官那儿。法官第一句话问他，认罪不认罪？他继续解释，法官说你先到一边儿，法官说你认罪我可以给你零处罚，你不认罪可以多少多少天请律师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由哪个机关处理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为什么不可以呢？就是动了它的观念。认为制订这个观念不管用哪种方式，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把人的权利和人身自由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要讲共产党执政党提出的法制国家，它提出这个问题很麻烦，就教育到我们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法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第一点要立这个法，第一点要把人的权利保护放在第一位。
第二点，要司法中立。
第三点，其他的才是定标准，适用哪些人，定技术、包括具体的程序安排。在我们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过来的行为方式，和体制下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的方式侵犯人的权利”，今天制订这个法律，恰恰需要我前面说的那三点，把人的权利认可、尊重、保护放在第一位，使司法真正中立，然后是具体的适用对象、标准、程序、安排。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法律职业和司法改革。著有《中国研究的制度背景》、《法律社会学》等。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