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坤：劳动教养违背国际人权公约要求
来源：公益中国网
杨海坤
各位朋友好！我也不太了解这个会议的来龙去脉，也没有这个准备，临时安排谈一下，我还是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不对的地方大家讨论。
临来前我写了一个提纲，我觉得劳动教养怎么认识？我在八十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写过劳动教养是最重的行政处罚。有的人说是行政法最低的处分，有人认为是介于刑法和行政处罚之间的一种处罚，后来行政白皮书认定为行政处罚。后来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的教养范围里，对劳动教养可以提起起诉。从这点来看是一个进步，但是具体案件还有很多问题。
劳动教养从刑法处理比困难，程序比较难，公安所实际操作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就好办了。我记得比较典型的案例，当时法国驻中国的领事馆有一个官员跟中国北京的大学生谈恋爱，当年中国人跟外国人谈恋爱觉得卖国一样，后来送去劳动教养了，可见劳动教养名声不好听。50年代主要是阶级斗争，计划经济防止城乡二元化，防止人自由流动。毛泽东的时候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不存在了，但是刑法处理比较难办，就用这个办法处理劳动教养最方便。所以老百姓看法也好，还是有关部门也好，劳动劳教和，所以违背了现代司法理念，不是通过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个就是违背了人权管理。同时也违背了法制的要求，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所以总的来讲，我认为有的人说它是怪胎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跟政治文明悖论。所以总的我觉得对这个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
但是有三个声音，有一些公安部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武器，也是非常有用的措施，特别是对上访等处理起来方便。特别是在基层，面对地方政府官民之间的矛盾，搞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劳动教养可以是一种方便的工具。
还有一种理论是跟不上时代，我觉得应该加以改造，题目有的叫《违法行为矫治法》，也有叫《强制性教育措施法》。从行政法角度讲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上的困惑，第二个是实践上会碰到的一些阻力。实践上阻力比较大的就是公安部门，因为劳动教养是公安部门得心应手的。之前国务院有一个救助法，但是有些地方产生了一些违法行为公安百分百不管，造成的后果就是，你们强制收容的法律废除了，结果是你们造成的。所以如果劳动教养法取消，他们也可能会采取这种消极的阻力。所以我们的立法要比较完善，也要使公安感觉到一方面转变观念，一方面要给他们一些处理疑难案件或者行为的手段。这对他们适应也有好处，这是我们需要事先考虑的。一旦失去了这个“武器”，他们感觉到这个法宝没有了。因为公安现在一个是行政处罚，一个是劳动教养，是极其有用的手段。
第二个，一般来说对待犯罪的根本大法就是刑法，对待违法没达到犯罪的叫行政处罚。但是我们对待的行为，到底是违法行为还是犯罪行为？因为刑法学也在研究提出了行政刑法的概念，就是把轻微的归到劳动教养。这里还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理解为很重的行政处罚，一种认为是刑法与行政处罚之间。比如强制戒毒跟行政强制法什么关系？所以到底劳动教养也好，或者《违法行为矫治法》也好，它的对象到底是违法还是犯罪？这个要明确。
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手段是行政法手段还是刑法手段，还是介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刑法轻罪化的处理，还是最高阶段的行政处罚？这涉及到我们的处分对象的行为限制，以及对他进行处罚的行为限制。理论上，如果没有清晰的表述或者肯定，这个问题将来行政法跟刑法可能是两个都管，可能两个都不管，大家都扯不清。我就补充这些。我们制订的这法，到底是行政处罚法的一种，还是行政强制法的一种，还是刑法的一种？它跟管制，跟行政强制等等之类的行为要界定清楚。所以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要解决理论上的困惑以及解决实际上可能遇到的阻力，这样出台的法律效果更好。
杨海坤：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点和重点学科负责人、东吴比较法研究所所长。现为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杨海坤教授被国务院评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行政法学会总干事，并担任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昌大学、河海大学、江苏法官培训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或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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