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违法行为人进行矫治更有意义

来源：公益中国网

    《凤凰周刊》袁凌：陈老师提到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把刑法往底下走，把违法范围处罚权限纳入到轻罪的权限，实际上是没有意义。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假如随着刑法的下探，纳入到刑法体系的话，认为他犯了罪有现实危害性又是轻罪的，我们就以治安处罚法判他几个月，如果认为罪不大，可以定他的罪，但不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现在关键问题就是，出台《违法行为矫治法》担心的就是把违法行为还是授权于公安机关处理。这样导致公安职权非常大，如果真的把犯罪门槛往下走走的话，是非常现实的，比出台另外一个《违法行为矫治法》还符合现实需要。这样不给公安以名义，而是把违法行为范围收窄了，犯罪行为加宽了。我觉得这样可能比单独出台一部法律更好。

    何兵：陈老师您讲了这么多，也可能大家不理解，我看了半天，一个是这个东西要废，还有一些东西，这个可以修改一下治安管理法就完了。我们刑法里有累犯的问题，实际上真正有意义的，就是真正怎么样去将一个违法行为人进行矫正。这才是有意义的。

    比如执政党选择什么，选择是放下这把刀子让官员夹尾巴，还是拿起这把刀子让老百姓夹起尾巴来。现在高层的调子越来越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高，人民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越来越不能承受旧制度的桎梏。

    革命一定是制度造成的，这个制度是利于稳定的制度，还是不利于稳定的制度，它是能让人民幸福的制度，还是不幸福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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