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的菊儿社区“开放空间”内，一场别开生面的表彰大会——“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年度会议正在进行。
作为一个捐赠者，10岁的小姑娘芸芸接过二等奖的奖状和奖品，一本正经地发表感言:“今天站在这个领奖台上，真是太不容易了。”
小姑娘的感言把大伙都逗笑了，引来一片热情的掌声。
这样的场面，在包括菊儿社区在内的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经常出现。居民参与的热情程度之高，社区NGO的感召力之强，很是少见。
这一现象的产生，得益于“参与式”的社区NGO培育理念及方法。
参与式的方法
社区参与行动主任宋庆华给记者讲了个故事。两年前，她去青岛参观社区，那里的居民活动房非常宽敞、漂亮，按照要求，里面配置了床、沙发和电视。
但只有一个问题:里面空无一人。而在活动房外，社区的老人们正在露天歌唱、下棋。
“居委会组织活动，来的社区居民非常少。”宋庆华说，“那些街道和居委会负责成立的志愿者组织，就更不活跃了。”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不多，社区NGO很难培育，这不是青岛一地的现象。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尽管社区管理部门组织的活动很多，也成立了许多社区NGO，但他们是自上而下地实施方案的，没有照顾到居民的需求。”宋庆华说。
菊儿社区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几年前，创建“学习型”社区的时候，居委会曾一口气负责创建了38个志愿服务组织。
这些组织中，包括文艺、养宠物、清洁环境等各个社区活动的重要领域，将80％以上的社区居民纳入其中。但几年下来，没剩下几个，成员参加活动也不积极。
那么，怎样才能按照居民的需求培育社区NGO？
社区参与行动帮助菊儿社区在辖区内进行了好几次试点活动，其中，关于“开放空间”的讨论给社区管理者们提供了经验。
所谓“开放空间”，原来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提供给居民的活动场所。菊儿社区居委会书记李媛告诉记者，为了让居民都来这个活动场所搞活动，居委会让感兴趣的居民们来开会，并请来了宋庆华，让她主持会议。讨论会的主题是:“开放空间”应该是什么样子？
讨论会开了几次，参与人数达到100多人，居民提意见十分踊跃。为什么会这样？宋庆华说，会场没有台上台下之分，大家坐在一起，相互发表意见。如果意见相左，不能争吵，都把问题提给主持人。
几次讨论会下来，各方意见折中，出了一个方案。居民们放弃了豪华装修的最初设计，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符合需要的场所。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获得了经验，培育和鼓励社区NGO的发展也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李媛告诉记者。
爱心合作社的实践
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大米、食用油、盐还有衣服等物品，困难居民可以到这里来低价购买生活物品，如果行动不便，志愿者可以送货上门。
这是菊儿社区“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的爱心超市。这些物品，大部分来自居民捐款，由志愿者采购而来，此外，还有居民直接捐赠的物品。
“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是个社区公益组织，成立于2007年底。组织的发起者、北京市东城区人大代表周美如告诉记者，在菊儿社区，居民们参与公益的热情很高。
2007年，当时在菊儿社区居委会工作的周美如有机会去香港考察，她发现香港社区的公益组织发展得很好，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NGO完全从居民需要出发来开展活动。
从香港回来后，周美如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在社区发放居民需求调查问卷。根据回收的问卷，菊儿社区决定先帮助困难居民，成立了这个组织。
如何让居民都来踊跃参加公益活动？“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的志愿者们下了很大的功夫，社区参与行动提供指导。
所有的方法都归结到一点:按照居民的实际需要。周美如总结说:“居民想要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合作社制定了救助标准:60岁以上的孤寡、空巢老人，低保边缘户，残疾人，等等。同时，在社区开展募捐活动。
而作为指导方的社区参与行动，帮助合作社调研、规划项目，教他们如何开会。居委会和街道办的角色是领导和监督，放手让合作社去发展。
“我们提供指导之后，社区开始实施，这意味着原来社区的家长式管理变成了项目化管理。”宋庆华告诉记者。
到2009年底，合作社救助了31个困难对象，每人每年救助300元，还享受爱心超市的优惠。合作社当年募捐的款物价值达2.89万余元，其中居民捐赠了3200多件、103种物品。
而作为一家社区NGO，合作社接受居委会和居民的监督，每月鉴定一次物品账，查一次现金账，并定期在社区公示善款募捐和使用情况。
“合作社把大家的爱心调动起来了，参与募捐和救助的居民们都能看到，自己捐赠的钱物实实在在发生了作用，同时，来自外界的支持，比如社区参与行动和一些爱心机构，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李媛介绍。
在菊儿社区，除了“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还有十余家社区NGO，它们的活动范围涵盖着环保、文艺、教育等领域。
铺开的经验
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式:专业NGO(社区参与行动)与政府机构(街道办、居委会)合作，前者为后者提供咨询和指导，并参与设计具体的项目，而后者，在辖区内培养社区NGO，社区NGO利用自己的专业来执行各种各样的项目。
“我认为社区需要外界的专业NGO来参与它的治理进程，如果只有社区内部的人在进行治理，那么，很容易产生私化、内部化、不明朗化一些问题。当专业性的NGO参与进来的时候，会出现很多新的思路。”日本驹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专业副教授李妍焱如此评价社区参与行动的重要性。
李媛也发现，社区NGO发展起来后，居委会的工作量减轻了，社区内部的居民有了一个交流和沟通的机制。
同样，“老街坊”邻里互助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发现，捐款的人和机构越来越多，甚至有些还来自社区外部。菊儿社区的十几家社区NGO即将联合，成立一个志愿者联合会。
据了解，早在2008年，北京市就曾发文指出，要建设社会化、专业化的社会组织；2009年，北京市再次出台政策鼓励枢纽型社会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上海、广东等地也积极出台政策，要“批量”培育社会组织。
在这一背景下，社区NGO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会。业界认为，菊儿社区的模式可资推广。而事实上，社区参与行动目前在北京市大兴区、辽宁鞍山、江苏南京、四川绵竹等地的100多个社区开展这种项目。
“参与式治理对于培育社区NGO和建设和谐社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能帮助更多的社区。”宋庆华告诉记者。
来源：人民政协网 顾磊 日期:2010-01-26 http://epaper.rmzxb.com.cn/2010/20100126/t20100126_300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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