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我们大学的成才率，却要追问淘汰率，恐怕会让人觉得我心理阴暗。其实，我们大学的成才率根本就无须打听，有没有培养出大师我们心里知道。倒是这大学里的淘汰率大有深究一番的必要，大学如没有一套严格的汰选机制，想要造就出一流的人才来恐怕很难。

    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一则资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毕业率正常保持在48％左右，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只有45％左右，加州理工学院高一点，也就在60％左右……再看看我们的那些名校，其本科生毕业率基本保持在92％至95％之间。两相比较，会让你觉得杨振宁当年盛赞过的“中国有世界上一流的本科生源”、“中国本科教育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端的是言之有据毫无溢美之词。

    这么高的“毕业率”却与“成才率”不成正比，这就让我们这些局外人难以看懂了。其实，就是那些身在高校的“局内人”也有看不懂的时候。美国北爱荷华州立大学英语系的一位终身教授，曾被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中国，可因为“实在看不懂”国内高校的教学标准，3年后又黯然返美。他难以再在中国待下去的原因说来很简单—“我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放得够低了，有时甚至越过了我的底线，可别的教授还总指责我过于严格。”—此言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中国高校对学生的学业考核太过宽松了，宽松到了如搭乘公交车一般能进就能出的程度。

    今天中国公认的“教育豪门”清华校园里的“天之骄子”们，大概想象不到80年前他们的学长每天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清华大学在1928年~1937年期间，每年的学生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期，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54.6％；1930年入学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剩下4人，淘汰率为69.4％；1931级淘汰率为50％,1932级更高达82.8％。正是如此“残酷”的淘汰率催生出了一批杰出的学子。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1938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名本科生中,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2位美国科学院院士。80多年过去了，以清华为代表的国内名校的办学条件早已有了质的飞跃，可我们的教学质量与时俱进了吗？这与我们教学管理上的宽松化是否有关？

    其实我也知道，在倡导教育产业化、大学教育平民化、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大肆扩招以缓解就业压力的今天，提倡高校“高淘汰率”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更重要的是，这么多的学生又淘汰向哪里？其实这后一点完全不必担心。美国高校盛行的转学制度很值得我们一学。在美国，每到开学时节都有一大批的大学生分流，普通高校的优等生流向名校，名校那些力不从心者流向普通高校甚至职业学校。双向分流的结果便是各得其所，丝毫没有因此而影响社会和谐。此举若移植我国，也许可使高考“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弊端得以革除，促进中学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有效遏制高考舞弊现象。想想，实乃一石多鸟之举。（王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