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诺贝尔奖陆续颁发，国人不得不无奈地重演对获取诺奖的集体性焦虑。与此同时，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而被捕。有网友称：“整个武大都传遍了，真是大快人心！”（《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

    这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细究却有某种深刻关联。诺贝尔奖总是与中国本土科学家无缘，这显然不是一句科研投入少、条件装备差和欧美偏见能搪塞过去的，恐怕还得归咎于本土科学家的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而创新能力弱的根子则在于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追求真知的热情、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不懈的韧劲、宽松自由的环境……

    东邻日本迄今已有16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其中13人出自自然科学领域。韩国只有金大中总统曾获和平奖，因此，韩国教授们自嘲地称其为“13∶0现象”，认真地跟踪研究和分析后发现，在诞生了3位诺奖得主的日本“地方大学”名古屋大学，钻研一个课题达30年之久的教师比比皆是。而较之于名古屋大学教授的埋头“挖深井”，韩国的大学竞争激烈，教授们极少有精力和情趣去做这种长线的、很难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基础研究。

    不赶时髦、潜心研究，这或许只是日本科学家屡获诺奖的原因之一，真经一定还有很多，每一条每一款都值得本土科学界和教育界借鉴和学习。不过归结起来，恐怕离不开文化这个根。

    国内大学的现状难以让人乐观。申请项目、接待评审、归纳结题，科学研究的哪一个环节不充斥着对教授们公关能力、社交能力、人情世故能力的考验？只因为科研项目及其评价大权操控在管理部门手中，或被关系与门户左右，而恰恰缺少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真正的学术评价。在国内大学，仅仅当教授是不行的，还得身兼一官半职才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流风所及，重要的科研课题往往都被大学官员领衔，各类资源也被掌控在官员手中，以至于出现某高校40多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的丑闻来。

    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在国内大学甚嚣尘上，学术文化反而退避三舍。人人都忙着争项目、发文章、拿奖励，大家都抢着做急功近利的事情和上下讨好的表面文章，再不济的干脆干起剽窃造假的勾当。还有多少学者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念学术经？我们的大学又能为潜心学术的学人留下多少不受污染的空间和土壤？

    回到“武大丑闻”上来，为什么学校三、四把手被捕，师生们会觉得“大快人心”而不是“引以为耻”？有教育专家评论说，这说明师生们对其做法早已看不惯却无能为力。这从根本上表明大学领导的选拔、评价与监督，师生大多无权知情、无权参与，这是官场文化对学术组织的最恶性的介入。而个别领导放弃学者操守、教育理想，实在是现实大学管理制度的某种必然，也加速了大学的教育与学术堕落。

    或许我们该把灼热的目光从对诺奖的焦虑和期待上暂时挪开，而去注视一下大学官场文化与市场文化泛滥所导致的学术堕落。只有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我们的大学才能回归正途，诺奖才有可能在不期然间悄然降临。（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