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0岁左右的瘦弱男子，由于自己所驾驶的宝马车无牌照、无保险，被高速交警拦下要求暂扣车辆。谁想到，“宝马男”当场发飙，高声叫道“要扣车，这辆车我不要了，你们开去好了，我无所谓的。”这个某私营企业老总的儿子、俗称“富二代”的年轻人，甚至大言不惭地叫嚣“500万摆平交警”，还在高速公路接连上演了“砸车秀”和“自寻短见秀”的闹剧，令交警和路人瞠目结舌。（《钱江晚报》8月12日）

    杭州“5·7”飙车案震惊全国，在此前后，北京、重庆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富二代”飙车致人死伤的悲剧，“富二代”教育随后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笔者以为：对“富二代”固然需要进行“财富教育”，由于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其教育的难度更大，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然而，对“富二代”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吗？改革开放已经历了30多年，市场经济波澜壮阔，不能一概认为，一路走过来的“富一代”们都是精神贫困者。再者，重视财富继承和精神传承乃至“一切为了下一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富一代”们即使再忙，完全忽视子女教育的人毕竟还是少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富二代”问题，其主要根源是社会纵容。

    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富二代”们如何看待和对待财富，与权力如何看待和对待财富，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举个例子：“富二代”一旦犯事，无论是飙车撞死人还是别的人身伤害事件，“富一代”们借助各种资源、动用各种手段以达到尽量使子女减轻处罚的目的，此乃人之常情。问题在于，其目的常常是可以甚至是不难达到的：要么花钱买减刑，要么疏通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如此一来，一种扭曲的“财富观”便很容易在“富二代”的内心深处建立起来。

    说穿了，对“富二代”的社会纵容，还是来源于权力对“富一代”的特殊关照：孩子犯事了，对地方GDP、税收有着重要贡献的企业家一旦说情说到门上，当权者难道能不给一点儿面子？

    “富二代”们如何看待和对待财富，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与整个社会如何看待和对待财富同样有着密切关系。“富二代”们当然有其特定的社交圈，但这个圈子毕竟是狭小的，他们还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中彰显自身价值、获得心理满足。

    无论是恬不知耻的炫富还是精神贫穷的表露，假如受到的全是蔑视和鄙夷，其自身价值、心理满足肯定就无法实现，甚至可能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制约，从而促其反思。假如得到的更多是艳羡和巴结，情况则相反。不能不说，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平等意识是当今“富二代”们最需解决的精神文化问题，更多不富的人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所以，对于“富二代”的教育问题，仅仅归咎于他们的父辈不仅显得有些不公允，也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刘以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