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校到赛场,运动员的素质丢在哪?
2009-08-05

2009年08月05日 08:00:26  来源:新华网安徽频道

   就在中国队在2009罗马游泳世锦赛上奋力拼搏,争金夺银的时候,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几位大牌选手在面对世界各地媒体采访时真的耍起了大牌,面对提问时少言少语,简单应付了事。此种做法让罗马世锦赛的主办方都看不下去了,他们通过新闻官告诉中国的选手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多说些,不要尽是应付的言语。

    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一姐”郭晶晶更是在其三米板夺冠后,面对观众热情地欢呼,竟匆匆冷漠离场,此举引起观众和服务志愿者的连番抱怨。郭晶晶成了罗马城最不受欢迎的世界冠军。

在好运北京焦点赛事世界杯女子单人三米板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郭晶晶好长时间都忙着用绳穿玉器。

    在好运北京焦点赛事世界杯女子单人三米板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外籍记者提问时,郭晶晶(左)和吴敏霞低头在台下不知道忙什么

    在好运北京焦点赛事世界杯女子单人三米板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郭晶晶好长时间都忙着用绳穿玉器。

    中国运动员素质一再引起质疑

    就在罗马游泳世锦赛的新闻官告诉中国运动员要对媒体多说些后,参加一米板比赛并获得铜牌的汪涵就对着媒体说了句:“我没什么好说的。”此前,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秦凯每次回答只有几个字、康丽摆手拒绝回答国外记者。在西方的体育界中,应对媒体已经成为运动员不得请假和认真对待的必修课,运动员们甚至在训练和比赛的间隙或结束后主动面对媒体发表感言。国内记者对中国选手的冷漠司空见惯,可是这种冷漠引起国外媒体、赛事主办方和众多观众的一致反感。

    不仅仅是中国跳水梦之队,中国体育的另一大金字招牌国家乒乓球队也是丑事连篇。今年5月的世乒赛,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张怡宁和郭跃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公然耍大牌,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发着短信。在翻译员翻译回答的时候,队员们还交头接耳开玩笑、做着鬼脸。

    男乒的一陈姓运动员给媒体的深刻印象就是他的反问式回答。在世乒赛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希望该运动员评价一下比赛,没想到他却反问道:“怎么,要我说些什么?”如此回答令记者相当尴尬。

    早在世乒赛开赛前,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就中国运动员参与国际公开赛期间不配合主办方和媒体报道引起多方不满致信中国乒协,希望中国乒协能够纠正运动员的错误做法。尽管中国乒协也做出努力,可是中国运动员在面对媒体时的表现令人们大为失望。

    7月2日,大连实德队球员亚当(左四)与北京国安队球员在比赛即将结束时发生冲突。新华社记者陶希夷摄

    7月2日,大连实德队球员亚当(前左)与北京国安队球员杨昊(下)发生冲突。当日,在2009年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中,北京国安队主场以2比1战胜大连实德队。新华社记者郭勇摄

    想必大家也不会忘记中国男足的谭望嵩,他的违背体育道德的犯规动作让所有球迷惊愕,不足一年三次暴力伤人让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颗在场上的“定时炸弹”。今年6月13日的京津大战,谭望嵩在明知不能触及皮球的情况下飞铲国安门将杨智,致使杨智受伤下场。在北京奥运会上,在中国男足窝囊输给比利时队的比赛中,谭望嵩情绪失控,一脚凶狠踢在一比利时球员裆部,那一脚后被网友戏称为“断子绝孙脚”,那一脚令中国足球蒙受了更深的耻辱。还是谭望嵩在08赛季的京津大战中飞铲郭辉,最终导致京津大战上演武斗场面。

    国内运动员低素质的根源何在

    2009年7月26日,天津队球员在追打主裁判何志彪(左)时被警察阻拦。新华社记者范长国摄

    2009年7月26日,情绪失控的天津队球员郝腾蛟(中)在追打主裁判时被警察阻拦。当日,在全运会男子足球甲组北京队与天津队的比赛结束后,天津队球员由于对裁判的判罚不满,追打主裁判何志彪。 新华社记者范长国摄

    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表现出的种种低素质行为,是与其在成长历程中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外国运动员从小到大,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在教育过程中接受适当且正规的体育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课教育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中国培养青少年运动员基本采取专业队培养和体校培养的方式。很多孩子练项目是在5、6岁,练得好10岁左右就进专业队了,专业训练占据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文化课学习不仅无人问津,而且时常因训练和比赛而中断。体校中既有业余体校,又有专业体育院校。但无论是业余体校还是专业体育院校,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素质教育和体育专业训练之间的矛盾都十分突出。根据国家规定,体育院校每周应至少安排10至12节的文化课程,但这种最低数量的课程安排在很多地方根本达不到。在文化课学习和体育专业训练之间发生冲突时,体育院校无一例外地以能出体育成绩的体育训练为主,文化课学习此时是要让位给运动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学习被一再耽搁,甚至中断。因此运动员的文化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

    在体育院校里,文化课的学习常被安排在上午进行。可是在清晨,体育院校是要进行晨练的。在晨练中,教练员看得紧,而且运动员的运动量也很大,上午还能有多余精力投入到文化课学习中的人少之又少,文化课时间是运动员们为准备下午训练的休息睡觉时间。也就是说,体校中的文化课是真正的形同虚设。

体校跳水专业的学生正在训练 (资料图片)

体校生需要承受比普通学生更艰苦的锻炼  (资料图片)

体校生需要承受比普通学生更艰苦的锻炼 (资料图片)

    再来看看真实的运动员训练。教练员的目的是要培养出冠军,因此在体育训练中运动员付出了很多,不仅有泪水,还有伤痛。在训练中,年纪轻轻的运动员们的唯一信念就是要赢,要获得冠军。运动员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尽管队里或学校里安排了专人照顾小运动员的生活,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小小年纪就过上了独立生活。他们在独自体会训练的辛苦,运动的伤痛,还有就是独自忍受心理压抑。

    这里的心理压抑既有作为一个正常人成长所要面对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还有在训练比赛中的输赢和积怨。在父母跟前的孩子们有方便的释放和发泄渠道。可离家的孩子长期在队里生活,面对的都是境遇相同的队友和严厉的教练,发泄和释放的渠道并不通畅,一种十分糟糕的习惯也就逐渐形成。长此以往,他们考虑更多的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更不会考虑他人的感受。比如在输球后,因为心里难受运动员拒绝采访,或是面对提问只顾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想的只是自己愿意怎么做,而忽略了对别人起码的尊重。

    运动员培养应探寻新模式

由于许多项目的需要,一些孩子年纪很小就要开始训练了。(资料图片)

体校集群式的艰苦教学 (资料图片)

    我们不能不承认举国体制在培养运动员上为国家带来了一块又一块金牌,带来了一个又一个荣誉。但在这种金牌至上的竞技体育信念的影响下,忽略了运动员也是一个社会人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有人做过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就1600多人。参加一届奥运会充其量也就7、8百人。中国体校中有数十万的运动员。如果在现行的举国体制下,在重体育成绩轻文化素质的运动员培养模式下,那些在残酷竞技体育中被淘汰、没有出成绩的运动员,那些功成名就退役的运动员将如何融入现实社会呢?

    体教结合不失为一种好模式,只是如今的重训练成绩轻文化教育的观念必须革除,而文化素质教育和专业运动训练必须受到同样的重视,不是将青少年运动员当作争夺金牌的工具,仅仅培养其夺金的技能,而是把青少年运动员作为一个社会关系节点的人来培养,让其和正常青少年一样茁壮成长。

    在2008中超联赛第27轮中,临近比赛结束时,双方球员发生冲突。(来源:搜狐体育)

辽宁队替补登场的杨旭在一次拼抢中险些重演外援班古拉眼球破碎的惨剧。

    对职业运动员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关系课程的教育,要使他们明白自己、教练、运动训练、比赛、观众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相关机构应着力从公共关系上对职业运动员进行系统培训。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曾说过:“明星与媒体的关系就像一把双刃剑,相互尊重,皆大欢喜,人气骤升;反之两败俱伤,徒增无尽烦恼,甚至落得骂名。”刘翔和姚明就是将公关技能运用较好的的运动员,他们能处理好自己生活、训练的关系,同时处理好和媒体的关系。这样关于自己的信息都是积极的,人们才会更加关心喜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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