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私人的恶德 公众的利益?
2007-11-11
  与中国先秦诸子几乎完全一致(荀子除外)的“崇俭黜奢”观念(见解放日报2007年10月30日第6版《出于什么反对奢侈》)不同,西方学者对奢侈品消费的看法要丰富多彩得多,也宽容得多。

  何谓奢侈?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桑巴特说:“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但他随即指出: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人来说,“必要开支”是不同的,因而奢侈很难定义。假使一定要定义,那只能说:“所有个人的奢侈都是从纯粹的感官快乐中生发的。任何使眼、耳、鼻、舌、身愉悦的东西都趋向于在日常用品中找到更加完美的表现形式。而恰恰是在这些物品上的消费构成了奢侈。”

  那么,奢侈是善的,还是恶的?———试想,在不损害美德与道义的情况下,在财富允许的情况下,又有谁会不喜欢享用舒适的房子、精致的食物、优雅的衣饰,以及一切能使感官愉悦的东西?———这可不是板着脸的说教能起一丁点儿作用的事情。天才的曼德维尔(17-18世纪荷兰裔英国社会学家)早就用这样一番让人捧腹的妙语作了回应:“喂饱的猫有时亦不但不捉老鼠,反而在屋中四处寻找老鼠,还让幼鼠吃它的奶;一只鹞鹰有时亦可能……坐在那里哺育雏鸡,而不是将它们吞进肚子里。”———就连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休谟也说:“奢侈是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词。各种程度的奢侈既可以是无害的,也可以是受人指责的……在这一方面,美德与恶行的界限无法严格划定,甚于其他的种种道德问题。”

  那么,奢侈品除了更能愉悦感官外,似还有其他特性吧?例如:高价,那种让一般人无力经常消费的高昂价格。换言之,奢侈品是“性价比”普遍低于一般消费品的商品,甚至价格越高,需求量反而上升。这是如何形成的?美国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一书中,用“炫耀性消费”这一概念解释了奢侈品的这一特性。他指出,历史地看,“高价”在美感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廉价,在人们的观念中,总是与粗俗联系在一起。在金钱上占优势的阶级会从显示自己的优越性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对财产的浪费性消费。在公众都知道需要高昂价格才能买到的情况下,他们购买了那些奢侈品,无疑想传递给大众有关于他们的身份、地位、财富、品位、个性的信息,并在他们的交际圈中获得一种尊敬和认同感。特别地,在个人接触面广、人口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个人要使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关心的观察者对他的金钱力量留下印象,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显示他的支付能力。事实上,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也早已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奢侈品能有效地满足对人们来说是那样自然的对盛名的爱好。

  奢侈品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总体说来,西方学者中有许多人相信奢侈有益于资本主义工业,有创造新市场的功能,而他们唯一担心的似乎只是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奢侈绝对有必要,”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如是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而就奢侈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重要意义,柯耶教士认为:“奢侈犹如火……它吞没挥霍者的遗产,却使工人有口饭吃。它削减少数人的财产,却使多数人走向富裕。”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则感叹:“那恶德虽说是格外荒唐万分,却在推动着贸易的车轮前进。”

  在此,不能不着重提及桑巴特的观点。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其一贯的极端主义论调宣称:资本主义,乃是奢侈的产物。他回顾了欧洲各国在1200-1800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各种奢侈行为,指出:自文艺复兴始,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肉欲(奢侈欲)骚动就隐藏在了《十日谈》与提香、波提切利等人的画作中;而地理大发现后,殖民地金矿与黑奴贸易为欧洲各国宫廷带来了大量财富,王室的奢侈欲因而得到了切实的满足。他们大肆挥霍,无节制地购置精工细作的奢侈品。桑巴特注意到,欧洲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与这一过程在时间上是契合的;此外,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在首都我们看到,男人们终身为孩子们制作玩具;整整一大群工人忙于涂清漆、镀金、植绒;10万人夜以继日地混和甜食,或者制作装饰性的酥皮糕点……”他认为,正是这种集中的、穷奢极侈的消费,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并进而带动了一国的贸易、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他在全书结尾处说:“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我相信,就是桑巴特多年的论敌韦伯,看了这种别出心裁的高论,也会忘记了辩论而拊掌大笑的。要知道,韦伯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禀持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在韦伯看来,新教,辛辛苦苦地驱逐着罪恶的亵渎、对快乐的追逐以及感官的冲动。这种神学,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伦理,不允许清教徒挥霍财富,反而促使他们努力工作、积累资本,并进行投资,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换句话说,他认为是“节俭”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与桑巴特所认为的欧洲早期大规模的城市化与奢侈性消费在时间上的契合一样,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作为主要的历史运动相互之间联系得太紧密了、太合拍了,以至于不得不对此作出些解释。当然,几十年后,诺斯提出,是专利法的颁布以及英国的金融革命,才使那些早已出现了的科学发明进入到了产业化过程,进而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而凯恩斯则将桑巴特的某些思想发展成为了影响西方世界几十年的“有效需求理论”。

  观点上的各执一端,并不妨碍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心领神会。事实上,桑巴特(以及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恰好为韦伯的下述“正式立场”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脚,即,一、只有理解了个人行为,才能进行社会研究;二、对于所有社会事件,任何“单一因果性的”解释都肯定是错误的———对奢侈品消费,亦当作如是观。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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