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7月16日08:55 　 时代周报

洛洛 女性主义评论员

中国政法大学杀人案终于在上周开审，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可惜，大多数言论聚焦在论证付成励 “杀人不对”、“暴力不对”。杀人当然是错的，现代法律没有赋予个人“替天行道”的权力，因此就算程春明在法律上或道德上罪当至死，付成励仍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杀人不对”这样的常识在这个案例上尤其不值得赘言复述，也难以回应这个事件特殊的公众反响。以某门户网站的投票为例，仍然有高达53.18%的投票者认为付成励不应该判死刑。而“错在程春明”还是“错在付成励”的选项中，选择前者的达16239人，选择“错在付成励”的是6494人（截至7月15日14：50），你能说，这些网民都不懂法吗？他们不懂得杀人不对吗？因此，追问导致戾气的社会根源并非是可有可无的选项。

拒绝表明是非的大学

生活需要是非，是非标准不仅仅只有法律一种，各种制度、道德法则的安排构成了今天的社会秩序和是非观。如果日常的制度设置和法律实际的影响，无法保障我们道德上的安全感，人们就会质疑制度和法律的基本原则。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案子，除了不能杀人这个法律常识，还有一层重要的道德是非需要澄清—作为一个机构，学校如何看待自己的已婚教职人员与异性学生的“风流”？基于这个事实，学校认为应该以何种尺度和原则处理类似关系？

2008年10月29日，中国政法大学新闻发言人刘长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程春明与陈姓女学生发生性关系“纯属流言”，“这样的传闻不仅不负责任，更是对死去的程春明极大的不尊重。”。不过当案件进入庭审，我们发现，警方调查到的事实，对程春明确实构成“极大的不尊重”：与大一女学生的婚外性关系不仅发生了，还是在办公室发生，并且维持了一年多；之后女生被保送读研。这是发生在工作关系中的“私情”，政法大学应该回应这个事实，表明校方态度，并调查与程的性关系是否与学生被保送读研有关，以保证对其他学生的公平。

然而，学校没有任何回应。付成励承认杀人，却不承认犯罪，除了个人心理人格问题，还因他认为，程春明与女生之间的性关系，学校不管，他有“替天行道”的责任—目前看来，他说的是事实。遗憾的是，即便这性关系涉及公众对权力关系的怀疑，现在被警方证实、被媒体报道，学校仍然是置若罔闻，没有表态也没有调查。

师生关系的灰色地带

一桩血案发生，通常都有一个难为常人理解的凶手，而且看起来都是极端、孤立而偶然的事件。然而，这“偶然事件”的根子，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实：在高校中，师生之间的性别关系和其他私人互动，在中国缺乏规范。

高校中，学生与老师互动频繁，这些互动可能在公共领域，譬如讲堂、办公室，也可能在私的领域—随着单位越来越少地去管束员工的私生活，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公私之间的灰色地带，也就变成了一个规则的真空。但这些公私互动，因为老师（不少还有行政职务）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与学生利益攸关，深刻地影响了当今高校的生态。

我们无法了解是否有学生为程在公共领域中的“风流”觉得不舒服，但不争的事实是，目前的中国高校中，程春明这样的老师不止一个，这种“风流”在校园文化中甚至变成了正面价值。而校方则本着不干涉“私生活”，对教职员工的“风流”不加管束。笔者就了解到，在南方某重点高校，一些女生因已婚老师的“柔情”备受骚扰，而校方无投诉机制，女孩子们只好求助于进行性别平等教育闻名的一位女教授。携带太多私欲成分的“风流”，师生之间暧昧和过于密切的关系，老师随意的厚此薄彼导致的不公正和不透明，正是对这一切的反感，导致不少公众对凶手付成励的同情。

师生关系涉及复杂权力关系（学术评价、深造机会等），师生发生性爱关系，容易导致公权私用，影响工作环境的公平。师生是权力不平等的主体，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存在胁迫性因素。尽管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自愿的”，如果没有有效的投诉途径，当抵制或接受“浪漫”的后果对个人前途影响巨大的话，对于没有权力的一方，屈从就会成为一种 “自愿选择”。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上下级。

制度建设与职业伦理

多数西方国家都对师生恋严格限制，美国人对教师有一项道德规范的要求，禁止师生恋和师生间的性行为。凡是发现任何教师有违此戒，一律开除。被处理的教师，只有乖乖离开教师行业，另寻其他谋生出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蔡逸儒曾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咱们这些学界中人，最忌讳的两件事，一是抄袭，二是和女学生发生瓜葛。如果出了这些事情，不但身败名裂，名誉扫地，还会丢了工作，翻身无望。这是最起码的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可见在港台地区师生恋也成为与抄袭性质相当的丑闻，规避这种权力关系，已经成为“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然而在中国大陆，提出这一议题竟然被斥为“干涉恋爱自由”，“干涉个人私生活”。实际上，这是当下中国普遍发生的对自由的“误解”，也是当前价值体系混乱无序的一种显著特征。

如果大学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而不仅仅做一间学店，要建设一代人的精神而不是复制极端物质主义的当下社会潜规则，那就应该摆脱对教职员工的道德水准不作为的状况。当发生校内外质疑某些教职员工道德操行的事件，校方要通过荣誉授予、职称升降、职务安排等杠杆，避免让私德公德“有疾”的教师群体，伤害大学的整体形象。

法律将对这个案件下结论，相关学校也应该进行积极的反思，以制度建设来明确是非，防止悲剧重演。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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