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羊网 2009-05-05 09:41:50
作者：梁丁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背离
“五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所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亦即民主和科学，经由“五四”之后，中国数十年一直效仿倡导的“英美体制”以及数十年的渐 进启蒙，被完全中断，民族主义大潮和激情革命话语成为中国此后90年的主旋律。
1915年发端的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两大派别；一派是以胡适为扛鼎的渐进自由派；一派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激进革命派。
自由派们，传承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英美方向，坚持渐进改良，反对激进革命，主张从一点一点的事情做起，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积少成多，而达成制度的变迭。而激进革命派们效法“法，俄”，其成员大抵有日本留学背景，在日期间，多受法国浪漫革命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革命理想影响，主张激进革命，对旧的体制来一个总的清算，在废墟中重建国家。两派观点殊异，却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孔教文化。之于陈独秀等激进革命派而言，孔教文化作为专制和奴役的代名词，对其进行权力批判，乃是必然；而对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却将中国的腐败和落后找到了文化根源—孔教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颇有点文化决定观的论调），自然也得打倒孔家店。
“五四”运动爆发，学生们的狂飙突进，其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暴力性，无理性譬如说放火，打人，耍赖之类的手段，全部因为群众运动和目的正义而得到工农和市民阶层的支持，其理念已经完全背离自由派的渐进，改良，启蒙、理性之类的观念，学生运动的领袖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也逐渐与运动分道扬镳；甚至连深受北大学生敬仰的蔡元培先生也因此自行请辞北大校长职务。
而在7月所爆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两派彻底决裂，中国正式进入左倾的激情革命话语时代，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摆脱。
自由派的缺失
一些著名学者，比如李泽厚，对于“五四”引发的中国歧路之选择，唤作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将此前新文化运动当作启蒙运动，此解说当然契合自由派渐进变革之主张；而朱学勤却认为新文化运动体现的乃是自由派在“文化决定论”下的文化激进主义，朱先生主张“制度决定论”，因而，也将此当作自由派失败的一个原因。
自由派两个缺点：
其一：政治幼稚病，多少具有“普世价值决定论”的症状。
一方面，自由派希望从西方获取心理认同和政治支持，乃至寄望于其能在外交，军事，政治等诸方面为中国提供帮助，希望其为中国的渐进改良、启蒙。民主变革、制度升级等提供有效的外部助力。这无疑是背离了国家间基本的利益关系原则，另外，也未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缺乏深刻的理解，在列强环伺的现实情境下，民族主义无疑是个基本的民众思潮，而如何应对这一思潮，自由主义者们缺乏办法，直到今天亦有所体现。另一方面，作为具有鲜明知识分子特征的群体，其具备鲜明的精英色彩，与民众有相当隔离，而另一方面，民众又是他的启蒙主体。
其二：对于民主，自由等价值的诉求流于宏大叙事，而较少从民众之具体细微利益进行考察，使得民众基础的匮乏进一步凸显，因此，又更多希望获得体制内的支持。自由派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所处的尴尬的中间位置，也决定了其既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反对派，也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合作者。
运动精神的内在缺陷
“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出现，并未带来一个美丽新世界。1919年为起点，到2009，时间已经跨越90年。我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两段，进行观瞻。以1978为界，1919至1978，尽管期间数易政权，但无论是北洋政府的军阀时代，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不论内战时期，还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上，斗争哲学为纲的大运动年代，都与正统“五四”精神有内在联系(民族主义大潮与激情革命话语)。
有人说，这是“民主”和“科学”没有被真正提倡，真正尊重有关系，这当然道理。知道今天，我们还在不断的呼吁，中国需要民主，需要科学，需要自由等等，知识分子也更多关注这些价值缺乏所引起的病症，而较少关注这些价值所存在的内在缺陷。
简言之就是：倡民主，少共和；有科学，无关怀；好自由，缺法治。
所谓民主，最被提起的就是多数原则，而共和，最基本的就是要保护少数人的合法权益。倡民主，少共和，很容易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多数人的保证，而多数人的暴政最终的结果只能导致独裁和极权政治，这同样已经被五四后90年的历史不断的验证。关于民主和共和的关系，杨小凯先生有过精彩的分析，有兴趣者可以找来相关的文章看看。
有科学，无关怀的结果就是导致科学主义，技术至上。工具理性掩盖价值理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倘若说科学不注入人文关怀，不涉及哲学，工具理性不配合一定得价值理性的构建，科学就很可能成为一种冰凉的缺乏指向的工具，最终会损害的是人类本身。一个讶异的例子，就是去年地震的时候，我们依然高举人定胜天，多难兴邦的论调，而缺乏对自然和灾难的敬畏，是一种渗透骨髓的科学至上的论调。
中国是个关系社会，人们习惯非制度化生存，凡事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找后门，摆平，而缺乏对规则，对法律的尊重，如此，法律必定就会成为少数人把持的工具，于是，人们又抱怨说，社会太混乱，管制太少，又希望赋予政府更多的权力，终止混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口口声声说要自由，却忘了自由的一个前提是法治，无法治则无自由，倡法治的双层含义是，首先是要自己守法，尊重规则，其次是要以法律为利器，促使不守法的政府机构守法，倘若因为政府机构的不守法，成为自身不守法的理由，那么恶性循环永不能打破。
大启蒙时代的到来
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攻坚，我们不得不审察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其一，“改革成本由大众承担，改革成果却由少部分人享有的 “扭曲的改革”；其二，单纯的经济改革不足以支撑起中国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因此，反思五四，既要民主，又倡共和；既谈科学，又有关怀；既要自由，更守法治，凝聚新的共识，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今天谈启蒙，有两个基本前提，其一是启蒙是必须的，因为今日中国，依然是一个常识不昌的国度；其二，大启蒙时代的到来，那种启蒙者—被启蒙者模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实际上，在信息时代，启蒙的真实含义，每个人都可能是启蒙者，同时每个人又无时无刻吸取新的资讯，接受新的常识，成为被启蒙者，这种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泛化和身份重合，是大启蒙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
因此，自由知识分子既要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又要摆脱那种虚妄的说教者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在践行民主、共和、科学、关怀、自由、法治等价值的时候，要摆脱以往宏大叙事的窘迫境地，为这些价值引入具体细微的利益考量。
可以看到，自由派的政治幼稚病症状已经基本消退。无论是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握，还是对于各种思潮的运用，自由派们大抵都能够做到克制，容忍，理性。
而所谓具体而细微的利益考量，一方面是指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逐渐形成，但凡有一些社会关注，民众瞩目的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热点事件，就有一批专家学者媒体人评论人积极介入，形成热点效应，集聚强的启蒙效应。
另一方面，乃是指的公民行动和NGO组织的不断发育和成长，积极践行到公共生活领域，譬如说环保，慈善，上访，法律维权等实际行动当中，而最终推动一个公民社会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者们作为温和的反对派，积极的批判性建设群体，他们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粘合剂，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平衡的缓冲地带，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中，暴力革命和改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处于中间的自由知识分子既要约束权力，使其获得更多的渐进改良的空间，又要防止底层民粹情绪的蔓延，暴力思维的发酵，避免沦向革命，这种夹缝角色或者是中间角色无疑是一种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难点，同时也为其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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