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近百年人类精神的重要趋向。寻找意义是人类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提高生活质量就意味着在理性中寻找并提升生活的意义。这不仅是新时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思想基础，更是伦理学的主旨所在。因此，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是伦理学的重要课题，以此为出发点，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寻求伦理法则和道德福利的最大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则成为伦理学家的理论和实践自觉。近日，笔者走访了这位深怀使命感、为和谐社会寻求道德基石、为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理论探讨的哲学家、伦理学家龚群先生。

  　燃情岁月：奠定和谐社会伦理基石

  　龚群，1952年生于江西南昌，著名哲学家、伦理史家、伦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兼职研究员，湖北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龚教授充满了对社会的感激。作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江西农场生活五年，后推荐进入大学学习农学，毕业后进入江西省农业厅工作，调入省直机关党校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我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工作，1994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生活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激动人心的记忆。同时作为“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又具有一种关注社会科学的天然情结。带着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到人类文化中汲取营养几乎成为龚先生业余生活的全部。其涉猎之广，令人惊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自不必说，西方的政治、哲学、历史、文化、宗教、逻辑学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西方经典文学著作，龚先生当年也多有涉猎，并在对现实生活现象的思考中倾注了道德哲学的情愫。

  　对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道德伦理向度上的解读，使青年时代的龚群选择了伦理学，而隆然呈现的伟大时代，激发了作为学者的龚群教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龚先生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成熟社会迈进的社会转型期中。”转型期意味着要面对值得期待的未来，要处理好对传统的扬弃。现时期，在影响更为深刻的经济变革中，似乎人们更无法回避世俗的胜利，道德阳光又进一步成为全体国民心头的渴盼。作为牵挂国计民生、关注百姓精神世界的学者，二十多年来，龚教授不遗余力的专注于中西方伦理学研究，创作个人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译著三部，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出版学术论著超过四百万字。直接从事了多项当前社会伦理现象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范畴出入于诸如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职业伦理、家庭伦理等多个应用伦理学分支，探讨当代社会生活中各个层面的伦理问题、基本的规范体系和评价体系，为共和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寻找坚实的伦理基础。

  　道德建设：伦理学家的真正使命

  　显然，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有序健康的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必须加强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这也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建设的一个极为现实而艰巨的任务，自然也就成为伦理学家的真正使命。

  　龚教授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伦理学家，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在和谐社会道德建设上，可谓二十年如一日的实践着自己的使命。

  　2003年8月，参加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的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时，龚教授发表论文《中国和合思想与21世纪的人类和平》。他指出，世界和平问题是新质的全球化过程所引发的问题。二战后的新质全球化过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威胁世界和平的基本因素，尤其是没有改变近代全球化以来的哲学上的笛卡尔的主体中心以及反映在政治舞台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笛卡尔的二分性主体中心主义是世界冲突的最深刻根源，要实现21世纪的世界和平，就要将二分性的哲学理念转变为中国传统的和合理念。和合理念与精神是中国哲学的根本思想与精神。在中国先哲们看来，和合是宇宙万物生存的源泉与存在方式，和合即为“生生”。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人类和平、社会和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环境。

  　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龚先生政治伦理的主要理想。龚教授认为和谐与发展是当前和谐社会中两种公平观的协调。市场经济活动所需的公平观包括生产领域里的公平分配原则和市场领域里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所强调的是起点（机会）的公平平等和背景条件的公平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换言之，在这样两个公平正义原则之下的社会经济活动，结果的不平等是必然现象，因而社会的贫富分化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听任这一现象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和谐和不稳定。龚先生呼吁社会公平观强调人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以社会公平观制衡或规范经济公平观，从社会的贫富两端依据社会公平观进行调整，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龚教授说，和谐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代甚至几代哲学工作者的努力，“我只是这些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所做有限。”一名对和谐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就是这样平静而又平淡地评价自己的工作。

  　荣辱观念：和谐社会的道德焦点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主导性道德观念又是一个时代、一个历史时期的伦理精神的体现。在任何社会，荣辱观都是伦理精神与道德体系中的价值标准的集中反映。龚教授多年来重视研究现实道德问题，呼吁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和道德自律，自然对社会主义荣辱观有一番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分析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道德要求的普遍性时龚教授谈到，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普遍主体的经济，也是一个自由身份主体的经济，再加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制条件造就了平等的全民性的公民身份，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确立的现代道德主体，形成的道德生活氛围，超越了对道德个体的差别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道德标准的集中反映，正是在现代改革开放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对全体公民提出的整体性道德要求，它强调的不是关系中的道德，而是普遍性的道德，它来自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要求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的背景要求，因此其道德要求，是对这一社会共同体的普遍成员的普遍要求。任何一个中国公民，不论在什么岗位，什么社会地位，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衡量其道德行为的基本标准。

  　龚教授接着对比分析了荣辱观的特性。他说，任何道德体系都有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道德内涵，如有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等内容。荣辱观与其他道德层面尤其是道德规范、道德原则不同的是，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具有外在性的特征，是外在于个人的或非个人的具有一定社会客观性的规定；荣辱观则直指个人道德意识、道德心理层面，它所诉诸的是个人的道德良知和道德耻感。因此，强调荣辱观则充分体现了现代道德对个体的道德自主性的尊重，因为它不是高悬于空中的社会理想，而是诉诸个人的道德自主性，或道德自律性，从个体良知耻感出发，来构建社会道德。

  　大道无术：学术精英的治学境界

  　作为一代学术精英，龚群教授的令人敬仰之处首先在于他道德的完善和非凡的智慧：对书本天生的迷恋与热爱，超凡的记忆力，正道直行的耿直，以及对自我研究成果的批判态度。这使得他的胸怀兼容社会苍生，思想横贯中西哲学世界，目光专注于社会道德现象，脚步留恋在三尺讲台。20余年哲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他从未止步，从而不断进步。

  　真正的学问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龚先生说，我们既要老老实实做人，同时也要老老实实做学问。“我力图做到，修辞求其真，做人求其诚，大道无术。”所谓大道无术，就是要以诚待人，而决不以术待人。“与那些善于以术待人者相比，我可能落后很多，但我求的是人生的真诚。我以诚实无欺来面对一切。虽然正直的人格对那些以术待人者可能毫无意义，但我坚信，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与向往是永恒的。如果我们天真的相信真善美是可以很轻松地实现，那就低估了人类在迈向这一征途上的艰辛。一句话，无假，无术，正道直行。”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龚教授作为一个重点大学的教员，从未满足于传授知识而使自己的学生仅仅成为一个教书匠或某个部门的事务工作人员，而是首先教育弟子立大志，要对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这种教育不是耳提面命，而是身体力行和精神感染。记者接触到龚先生带的几位博士，普遍的反映都是，龚教授总有一种超然凡俗、志存高远的精神，他的课堂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听一听就会浑身充满力量，想马上大干一场。这不仅是教育者责任感的流露，更是高明的教师最优秀品质的体现。

  　做学问是苦功夫，任何成果的取得都来之不易。面对学界瞩目的学术成果，龚先生非常淡然，更有一份谦虚。“在做学问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并没有达到那个光辉的顶点。”对于自己追求的学问，龚先生总是不满足。这个最神圣的追求，使龚先生痴迷并执着于苦苦思索所得的东西。不仅如此，他总是把脚下的位置看作山谷，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具有一种天然的批判态度，戒除可能来自虚幻胜利的浮躁，使自己警醒，保持敏锐的思维。龚教授说：“我也意识到我们的思想与中国现实的重重距离，我为自己的良心而感到痛苦。但我也意识到，我们与那些真正的思想者还有很大距离，但我努力地去触摸我们时代的脉搏，虽然我是那么微弱。我相信，只要这个社会承认这些已经不仅属于我的文字中表达的思想，能够对我们的学术共同体有所贡献，我就聊以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