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孟山    文化生活来源：华夏时报    点击数：53    更新时间：2007-10-6              
 

    《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最早于1961年就被加利福利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是直到今年才被译为中文正式出版。就像日常生活中吃饭一样，虽然说每个人有不同的口味，但面对好东西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杨庆堃先生的这本著作被很多著名学者捧场，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中国宗教缺乏显著结构”的总结，被认为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大致说来，杨庆堃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至少有两个。
    一方面，在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惟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与欧洲国家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也没有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斗争。相对应的是，欧洲的神权与王权的斗争，直到启蒙革命之时仍在进行。不夸张地讲，不了解欧洲的宗教战争，就不可能深刻地理解欧洲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曾经说过：“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梁漱溟则指出：“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是中国人……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但是，正如杨庆堃所描述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换句话说，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地位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的组织架构中，基督教有着正式的组织性体系，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而且拥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地位，甚至可以和主权国家分庭抗礼（直到今天，只有0.44平方公里的教皇国——梵蒂冈，是一个存世的例证），中国则不是。中国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观念与机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赋予宗教相当重要地位的马克斯·韦伯，曾经写过极富影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出版过《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而这也是中国宗教的特征。因为，在一神教信仰中，人们所有精神或神秘的需要都向惟一真神祈祷；但是在中国人多神崇拜的传统中，人们为不同的目的向不同的神明祈祷。这个特征现在依然如此：做生意想发财的时候敬财神，想要孩子的时候敬观世音或者送子娘娘，不想挨饿的时候敬灶神，祈求下雨的时候敬龙王。
    对于很多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外学者，尤其是那些被称为汉学家的学者，我一向持有很大的怀疑。我至今有个这样的想法，即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没有经验体察的基础上，其解释往往会出现偏差。（当然，有亲身体会也不一定会作出准确解释。）但是，杨庆堃对宗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地位的总结，以及他对宗教在社会不同层面所发挥作用的解释，比如家庭整合中的宗教、社区层面的宗教活动、天命信仰等，我基本都能接受。
    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我对宗教的理论研究了解不够全面而深入，很多地方的判断凭借的是经验事实，尤其是自身经历或观察到的信仰行为，缺少足够的学术批判能力；二则杨庆堃先生虽然具有美国国籍，其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在燕京大学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自1948年始至1951年再度赴美，一直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做过广州近郊的农村社区的田野调查工作。197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从一般意义上讲，学者的出身不能决定其学术水平，但是学者的经历会影响其学术研究，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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