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国大城市的交通建设犯了一个错误，即提出了一个不符合国情的口号：让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报应来得快，十多年后，我们就品尝到

了苦果，那就是道路的严重拥堵和空气的严重污染。有了这个背景，北京是否继续实行单双号出行制度才成为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近日读到一篇发自一个大新闻单位的文章，质疑汽车对空气污染所承担的责任，说没有一个官方数字，是20%还是50%？但我记得是有数字的，不是20%，也不是50%，而是70%，提供数字的是权威的环保部门。道路拥堵问题因为与其它污染源没有关系，这篇文章就没有提这个事儿。

    我一直对70%这个数字深信不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那个城市的空气污染也很严重，虽然正和伊拉克打仗，但依然车水马龙，也拥堵，天空也总是灰蒙蒙的。后来，战争升级，双方互相用导弹袭击对方城市，被我们称为“袭城战”。于是，人们纷纷逃往敌方导弹打不到的城市或农村。我必须坚守。我突然发现，德黑兰道路一夜之间畅通了，空空荡荡的，公共汽车因为路面空又没有乘客而一路飞奔，天空也突然出现了蓝天。这个城市不像北京，没有这么多建筑工地，没有可以推诿责任的对象。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要想解决道路拥堵和空气污染这两大难题，限制小车流量是一个不容商量的问题，需要商量的是采用何种方式。这种方式应该一方面尊重有车族的权利，满足他们对交通的需求，又能够减少车流量。唯一的办法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使之快捷便利。北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们应该有信心。但既然当局认识到了当初决策的失误，回过头来发展公共交通，那应该就有一个刺激机制，就是让有车族觉得开自己的车还不如乘公交车。这就需要一些经济手段，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收拥堵费、污染费。你说你交齐了各项税费，但考虑到拥堵和污染的严重程度，你交的那些费就不够了，如同在商店买东西，你少付了钱，多拿了东西。这就是增加收费的理论依据。

    在这场争论中，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车族都特别强调法律。法律意识提高了，知道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了，这当然是好事一桩。但他们同时淡化了义务。一轻一重，就说明问题了。说严重一点，是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表现。

    这个毛病有悠久的历史。150年前，大批中国劳工远赴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与欧洲人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有利益冲突，也有文化冲突，有的是他们无理，有的是我们理亏。比如，华工喜欢占用道路，在街上干活、做饭、洗涤并且凉晒衣物、摆摊等等，欧洲人非常不满。100年前，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学者著书，也写到我们的城市街道常常被占用的现象，影响行人和马车通行，只有皇上出来才会清理道路。对此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有一位社会学家发现，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只知道收税，不知道向市民提供服务，才导致市民公共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缺失。没有了公共意识，就不会有社会责任感，就必然只想到、只强调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别人的利益。公共的东西，不是大家都要维护的东西，而是大家都可以占用的东西，不占白不占，多多益善。空气污染和我有什么关系？拥堵和我有什么关系？受罪的又不是我一个，更何况，我受了罪却得了利，你受了罪还没有得利呢，我赚了。这是这场争论的文化背景。北京的法国侨民朱力安先生有购车的财力，却说要等汽车能使用清洁能源后再买，还说政府已经在尽力，现在该我们这些老百姓做出努力了。我纳闷，他作为一个侨民，中国不是他永久的家，随时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为什么强调义务而淡化了法律呢？那些长篇大套地为有车族的权利呼吁的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别了吗？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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