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在论述善行时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善行有一种“隐匿起来、不被他人看见或听见”的性质。“善行”一旦公开化就失去了其善的特征，不再是为善而善了。我体会阿伦特的意思是，并不是所有人为的行为，包括有意义有价值的行为，都应该公开化。

　　阿伦特强调的是道德自主性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善行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愿行为，是一个人道德自主性的表现。行善的动力在于个体内在良知，其价值在于真诚，因此不求公开化甚至刻意回避公开化。培养这样的道德自主性，必须克服遮蔽、阻碍或扼杀它的各种力量和原因。

　　这种力量和原因可以大致分为自然的和人为的两种。

　　自然因素是指人的自然本能。道德自主性是对人的自然本能的超越。一个生活在自然本能控制之下的人谈不上道德，但是，即使一个在常规生活情境中保持了道德自主性的人，在遇到危急、特别是危及生命的异常境遇时，也可能会丧失道德自主性。这段时间热炒的所谓“范跑跑事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另一种更为可怕的阻碍乃至扼杀道德自主性的力量是人为的。这既可以表现为通过法令法规逼人作恶，也可以表现为通过各种法令法规或强制性意识形态逼人“行善”，逼人做“好人”（假好人），其严重后果是彻底泯灭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意识，丧失对自己行为的道德反思能力。

　　一个没有道德自觉的人，在外在力量的强制下既可能盲目作恶，也可能不得已“行善”。两者的根源其实都一样：没有道德自主性。善行如果成为一种强迫，成为不得已为之的无奈之举，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悖论：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行善做好人。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旦行善而不出于自愿，也就不成其为善了。行善的可贵恰恰在于：你可以不行善，没有人强迫你行善，你的善行完全是出于你的道德自觉。被逼行善的做法却使人感到，行善的价值不在于道德自觉和真诚，而在于外在的各种考量，这种考量既可以是政治的（尤其是在伦理本位的政治中），也可以是物质的（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或免于物质处罚），还有一种可能是流行思潮或时尚的牵引。

　　通过制度性法规法令逼人行善的结果，是养成行善者对法令的犬儒主义态度：我心里根本不想行善，但是为了我的实际利益，我权且行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在有可能违法，或违法而不受罚（即违法不影响自己的实际利益）的情况下一定会变本加厉地作恶，蔑视人类一切道德和法律。同时，它也会造成受善者对所谓“善行”的冷嘲热讽心态：什么做好人好事，全都是假的，你今天让座给我不就是因为害怕被罚款嘛！坐在这个被逼让出来的位置上的人，一定不会坐得踏实，更不会对让座者心怀感激。所以，发生在郑州的“不让座罚款50元”的新闻，才会一出来就受到舆论的强烈质疑，然后说新闻是“误传”。

　　可以设想，如果制度环境是鼓励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行善，以一种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行善，那么，社会的道德水准和真诚程度就会以惊人速度下降。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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