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 改变公信力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公众的质疑后，社会组织经过考验后，公信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公益领域由弱至强，而且即将蔓延整个中国。
与以往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相比，在四川地震救援中，社会组织行动迅速，第一时间协助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在救灾过程中，来自社会的捐赠源源不断，每分每秒都在刷新，善款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社会组织手中。截至6月14日12时，全国共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455.78亿元，实际到账款物437.96亿元，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140.58亿元。
这些赈灾捐助的规模和数额在中国史无前例，凝聚着数以亿计人的爱心。在接收善款过程中，社会组织未能及时公布所有捐赠信息及开具捐赠收据，因此，其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中国红十字会在赈灾募捐中功不可没，但还是受到种种质疑，“与网易终止合作”、“万元帐篷”、“虚开发票”、“6.5%管理费”等问题在网上热炒，种种疑问考验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在公信力危机的压力下，5月30日下午4时，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出面回应：对于捐赠款物的调拨、分发、使用情况，中国红十字会和其他接收捐赠的部门一样，接受政府部门的审计及社会监督。国家审计署已于5月14日进驻总会进行跟踪审计，审计结果将每月向社会公布。
在继中国红十字会后，国家审计署进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审计和监督捐赠资金。中华慈善总会被问及捐赠情况时，该会负责人也向媒体承诺，百万元以上大额捐赠者的捐赠信息通过该会官方网站等媒体发布出去，并每日更新。下一步随着电子统计录入技术的改进，将及时把捐赠信息予以发布，不受金额限制。同时，接受国家审计署和国际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双重审计，并欢迎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
南方雪灾、台风灾害，以往任何一次自然灾害，公众都未掀起如此高的关注度，而在此次四川大地震中，每天几万笔、几十万笔捐赠流入大型社会组织的账号。人们对慈善捐赠流露出越来越高关注度，这表明人们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事实上，无论任何时期的慈善捐赠，信息透明永远都是被社会组织摆在第一位。因为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遭受公众质疑之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公益领域由弱至强，而且有望波及更多领域。
决策 改变公信力
“政策大棒”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有问题的社会组织严惩不怠；一方面又在规避和防止社会组织出现问题。
政府决策客观上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不言而喻。
6月13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社会组织开展救灾募捐活动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国办发〔2008〕39号）要求，慈善会等公募基金会开支的管理费用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其自身章程的规定，并尽可能少提取或不提取管理费用，管理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要向社会公布。”
在抗震救灾中，全国人们万众一心，积极为灾区贡献自己力量，同时，数亿双眼睛也在高度关注着善款的走向，而且这种关注度堪称史无前例。
公众层面的广泛关注，政府层面的监督决然不能令人太失望。在抗震救灾系列法规政令中，有《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关于加强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款物管理使用的通知》、《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办法》等。
除了“特殊时期”的法规政令外，即便在“平常期”的慈善捐赠中，也有相应政策法规，力促社会组织行业规范。它们是《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
这些“政策大棒”毫无例外均涉及捐赠信息透明，从法律层面，也向善款接收单位释放着信号：“善款是高压线，谁碰谁倒下”！这其中，就有不少社会组织“冒死”犯险，结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些“政策大棒”都发挥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对有问题的社会组织严惩不怠；一方面又在规避和防止社会组织出现问题。社会组织中非常活跃分支——基金会，则必须依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和《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每年接受登记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年检。显然，年检信息公开，即向社会透明捐赠信息，能够大大提高基金会的公信力。
活动 改变公信力
社会组织用自身的活动能力，回应各种社会问题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树立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社会组织对5·12大地震的迅速回应，让“社会组织”彻底地从书本坠入人间，从概念变成鲜活的案例。
正如在地震中的回应，社会组织用自身的活动能力，回应各种社会问题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即正当性和合法性，从而树立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社会组织自身的特性决定其对社会问题的应对，拥有政府所不具备的优势：“船小好掉头”，针对社会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迅速行动。
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中，在政府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才能调到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美国的NGO早已赶往灾难现场，开展救援活动。另外，社会组织可以满足特殊群体的不同需要，涉及领域广泛，这是更倾向顾及宏观性领域的政府所无法比拟的。再者，在未经过充分论证的新领域，社会组织可以在小范围内探索性的尝试，即使失败，付出的代价也会比政府冒险的介入所付出的代价小的多——社会组织更易于创新。
尽管社会组织拥有上述特性，可以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中不断开拓自己的新天地，从而为更多的公众所认知和接受。但在实际中，基于机构看得见的利益考虑，某些社会组织对出现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闭口不谈，经常是为募捐而募捐，为与资助性的基金会关系融洽而开展活动，为了个人名望而曝光——这失去了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遑论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只有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不断回应，对突发事件迅速应对——而不是社会问题出现时的身影难见，保持沉默，才能赢得公众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认同。
在美国，成熟的NGO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已经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形成竞争关系。行动迅速，而又服务周全，遍及领域广阔的NGO已经充分赢得美国公众的认同与信赖。在这次地震中，社会组织的表现已为公众和政府所认知，但社会组织绝非自此可以一劳永逸。要想在政府和公众心目中拥有公信力，必须继续作为，在优势领域不断开展活动。
某知名公司曾言：“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社会组织一旦在公众中树立起公信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熟也必将指日可待。
企业 改变公信力
在国内慈善发展的初步阶段，企业仍然是资助的主角，资助方在很大程度上在利用外部力量制衡着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一场汶川大地震震憾了大半个中国。
一张企业赈灾排行榜单引发了信任危机。面对着巨额捐赠数字，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企业承载着强大的社会责任。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但利润就如《基业常青》一书中所说，它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目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生命。事实上，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与社会良性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连。
企业的财富从社会中来，也意识到财富终究要回归社会。在国内公益事业茁壮成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商界和非政府领域频繁联姻。但是，当付出与风险超过了回报本身，企业主们自然缺少动力去从事捐赠事业。
在此之前，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给湖南捐赠10辆三菱救护车被改成领导专用车，盛怒之下，他将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医疗机构。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与余彭年有类似捐赠经历的企业家并不在少数。行善渠道不畅和对公益组织的不信任是他们不愿意捐赠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他们除了盛怒外，很难做出任何有效举动。
其实不然，在国内慈善发展的初步阶段，企业仍然是资助的主角，资助方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外部力量制衡着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其中，庞大的资金更是牵制社会组织提高公信力的砝码。只有资助方——企业协助社会组织解决“公信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监督社会组织，最终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虽然我们并不认同“谁有资源谁就有话事权”，但在国内慈善事业不发达的今天，只有企业主动推行对各种公益财产运作主体的社会监督，保证公益财产的公开和透明，才能真正迎来慈善事业的春天。
女人改变公信力
很多人说，女人与公益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平日的接触中，我们也会惊奇的发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中，也以女性居多，以至于有“NGO是女人的NGO”这样的说法。
改变似乎是女人的天性。装束，个性，生活，男人——女人们用极其精巧的手段掌控着每张王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女人现在也改变着公信力，这个看似与其毫无瓜葛的理性东东。
几个公益组织的女人，正在改变人们对于公益组织公信力的看法。这个现象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
很多人说，女人与公益有着天然的联系。在平日的接触中，我们也会惊奇的发现，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中，也以女性居多，以至于有“NGO是女人的NGO”这样的说法。
其实，1995年，从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女性的号召力便得到空前的发展。尤其在公益组织领域，自世妇会以来，很多领袖女性以其特有的魅力组建了大量的民间组织，活跃在慈善领域的各个角落。
地球村发起人廖晓义、绿家园创建者汪永晨、农家女的谢丽华——当一个个精英女性杀入公益领域重围时，我们似乎真正看到了“女人的NGO”.
她们对中国慈善事业造成的重大影响，让业内外人士为之惊叹。
以中国最大的公益组织中国红十总会为例，会长彭佩云、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副会长苏菊香皆是女性。这些公益组织精英女人以其聪明睿智正带领中国的社会组织向前迈进。
国内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在公益领域内,女人已经占据着大半壁江山，她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影响着整个领域的发展。
网民改变公信力
公益组织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机构内部的事务，经过网民们的力量和放大，暴露于网络这个巨大的、任何人不可操控的平台上，已经完全上升为全民事务。
今日中国，有谁还敢轻视网民的力量！
网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任何谎言在他们面前，都会被一层一层剥去伪装的外衣，最终“赤裸裸”的露出庐山真面目。
去年年底的周老虎事件，网民利用强大的网络力量已经将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经过此次抗震赈灾活动，人们惊讶的发现，平时隐藏于电脑屏幕前，一贯被认为只会“网聊”、“沉迷游戏”，动辄抵制商家的“网络暴民们”，却以另一种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尤其在中国公益组织公信力建设方面，更是发挥着自己独特功能和无可低挡的强大作用。
前方灾情第一时间通过网络进入大众视线，政府救灾物资发放管理部门、红十字会等慈善单位的一举一动随时出现在网络上，谁也没有想到几亿网民却用网络敏锐的触角盯着近500亿元救灾款物的落实。
没有统一的口号，没有专业审计部门的职业，但却用一颗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紧紧团结在一起。用“职业的网络精神”坚守着慈善网络这块圣地。
在网民们的火眼金睛下，海南省三亚红十字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骊“不幸”成为了最先中招者，随即，第一场“战役”在网络上拉开了帷幕。一车友会将其态度恶劣索要手续费的视频传到网上，成为善款处置风波导火索，随后，全国大面积就公益组织是否该收“手续费问题”进行轰炸。
而后，红十字会“买高价帐篷”、“虚开发票”等疑问被热心的网友们一个个抛出，立刻引来轩然大波，紧接着，传统媒体蜂拥跟进，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相关组织不得不三番几次进行解释，最后导致政府部门出台相关规定。
公益组织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机构内的事务，经过网民们的力量和放大，暴露于网络这个巨大的、任何人不可操控的平台上，已经完全上升为全民事务。
此番，网络舆论对救灾款项到位及发放的透明化、公开化要求，已经促使公益组织、相关政府部门改善了以往的做事风格和方法。
据此，有人断言，在很大程度上，网民正在改变着中国公益组织的公信力。
品牌 改变公信力
社会组织的品牌比企业产品的品牌更“娇气”：不仅要求质量，而且要求品质：眼中揉不得沙子。随着品牌的形成，它将成为一份资产，这时需要单独“呵护”，认真对待。
品牌之于社会组织，正如之于企业，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从一定程度上说，品牌就是公信力。
北师大陶传进教授的解释是，品牌就是将组织行动的“功绩”归于组织身上，产生“组织身份”。组织做了很多事情未必就有其相应的品牌，需要将这些成绩转化为“组织的身份”才行。
品牌一旦形成，也意味着公信力的确立。品牌需要独特性、个性化，而在低层次上，大家越来越趋同、一致，而进入高层次的品牌，它能够提供别人提供不了的表达、观念、价值。这个时候，也意味着更高的公信力。
即社会组织要想提升机构的公信力，必须打造机构的公益品牌。
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希望工程”、“母亲水窖”、“春蕾计划”等都是国内知名的公益品牌，即使““希望工程”遭遇过前所未有的信任风波，这三个公益品牌在中国仍然具有很高的公信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品牌的打造和形成，需要长期深入坚持地为服务对象的付出——这是品牌打造的必然之路。同时，必须脚踏实地的从组织自身做起，主动向社会公开财务，让机构透明，便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这样做会加速社会组织公益品牌的形成。
数载心血也可以在瞬间毁于一旦。社会组织的品牌比企业产品的品牌更“娇气”：不仅要求质量，而且要求品质：眼中揉不得沙子。随着品牌的形成，它将成为一份资产，这时需要单独“呵护”，认真对待，因此，维护品牌比创造品牌更重要。如若不慎，所做努力很容易付之东流。正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的那样：“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社会组织的规范，公开，透明使公益品牌长青，公信力常在的根本所在。
名人 改变公信力
名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并为人们所效仿的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对名人的评价直接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名人的英文是celebrity,它源于拉丁文celeber，意思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人们簇拥着的”。
我们定义名人为大多数人都知道或谈论的人，在国内外知名的，在某一学科、领域、行业有过重大贡献，颇具影响的并得到社会和历史承认的知名人物。
当然，名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并为人们所效仿的人。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对名人的评价直接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这一特征也决定了其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尤其在刚刚萌芽的慈善领域，名人的示范作用更加显得举足轻重。
香烟、跑车、美酒佳肴、珠光宝气——名人似乎从诞生之日起便与这些奢侈品联系在一起。就连做善事，也脱离了惯有的“苦情式”方式，把慈善玩耍于时尚与快乐之间。在高雅的场所里做善事，快快乐乐地做好人。
欢娱慈善原本是一个舶来品，是专门针对企业家、社会名流等高层人士的募捐方式。在西方国家，人们更是把欢娱慈善视为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目前，以慈善晚宴、慈善舞会、慈善拍卖等为内容，以社交为载体的欢娱慈善正逐渐被装扮成名人圈中的 “秀中秀”。
虽然慈善场变成了大“秀场”，但捐得的善款却是实实在在。不妨换个角度去思考，如果慈善可以用快乐的方式，何尝不可？不但名人自己在这个时刻变得可亲可敬，而且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的行列中来。李连杰的壹基金、成龙杨受成基金、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濮存昕爱心公益基金……悉数名人圈的慈善实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名人的示范效应与号召力！
YOU改变公信力
你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那我们如何来改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又在何时改变呢？答案很简单：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
YOU(你)，不管你是谁，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你可以改变世界；改变科技；改变生活；改变自己……
当然，你可以也改变公信力。这里说的公信力专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你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群体。那我们如何来改变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又在何时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改变！
你，可以作为一名善款捐赠者，随意将善款捐给任何一家社会组织，然后你有权利向这家机构询问自己善款的去向，哪怕只是捐了一分钱，这是你的权利。
你，可以不是一名捐赠者，但是有捐赠的意愿，仍能要求社会组织公开善款使用信息，因为信息公开是每个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责任。
你，可以是一位路人，当你在路上突然看见一则公益广告时，如果你想了解的更详细些，拿起你的电话打过去，向电话的另一头询问你想知道的一切，或者直接上门拜访，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社会组织大多数的资金来源自爱心人士的捐赠，可是我们不禁会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捐出去的钱用到那里了，怎么用了，当我们在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捐款落不落到实处？
当你的脑海里产生以上疑问时，你可以以任何身份去向社会组织讯问，哪怕你什么身份都没有。
其实，这里的你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面对千万个“你”的询问时，社会组织就像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面对无数个“你”的质疑时，即使社会组织表现的很无辜、尴尬或者盛气凌人时，你要坚信你就是公众、公众都是你。
钱是来自公众的，公众有权利和义务去了解钱的使用。当然，也只有社会组织增加透明度才能赢得更多公众的信任。
“洋玩意”改变公信力
用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凡事都应该有参照物。如果同一种事物，有中外之别、东西方之分，在相互汲取的基础上，相信这一事物肯定会茁壮、快速成长。
每当一接触到洋玩意时，不管它好与坏、大与小、黑与白，总有一种新鲜感不经意露于言表。
说到这，肯定有人说这人崇洋媚外，但是仔细想想，如果将这些洋玩意用于和自己的东西做比较，那便没有崇洋媚外之嫌了，而且还会发现其惊人之处。
更何况，吸纳“舶来之物”本来就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建立在扬弃外来事物的基础上。
用物理学的角度来讲，凡事都应该有参照物。如果同一种事物，有中外之别、东西方之分，在相互汲取的基础上，相信这一事物肯定会茁壮、快速成长。
早在社会组织发展之初，我国的民间组织不管是知识经验、还是技术设备都十分欠缺。这时，国外社会组织便成为参照的唯一对象。诸如990表、SA8000、星级基金会评比、10%管理费、商店模式等舶来之物都纷纷被引进国内本土化，为我国公益事业的迅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慈善机构之所以拥有极高的公信力，能在国际上募得巨额善款，就是凭着“注重自律与监管并重”，具体地说就是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行业自律、公共监督。再加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已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机构自律和政府监管机制。
其次，在德国。之所以德国企业、团体和个人每年捐款总额在30亿欧元到50亿欧元之间。是因为很多时候有像德国社会福利问题中央研究所(DZI)和德国天主教联盟(DEA)这样的监管机构把关。负责监督公开募捐的社会福利组织和慈善组织对善款的使用情况。
如果我们能将这些洋玩意的精髓吸收，那必将提升国内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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