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    2008年07月03日 15:54四川在线

昨日，郑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审议了《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草案规定，乘客不主动让位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劝阻和制止，对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绝其乘坐。不履行义务者，市政主管部门还可处以50元罚款。对此很多市民提出异议，草案的可操作性也遭到质疑。（大河网，7月3日）

郑州市的这道“让座令”一发下来，顿时便引起公众一片喧哗。支持者认为：“老弱病残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我们在车上遇到他们就应该主动让座，这是人的素质与道德的内在体现，对那些拒不让座的“钉子户”就应该给点强制措施惩罚一下。”反对者则认为：“不要把精神层面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强制性法律的条文，容易造成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立，总之道德文明，是应该有道德来约束，但不应该用行政法规来硬性规定。”

笔者觉得，争论归争论，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家有一点应该都是有共识的，即在公共场合给老弱病残让座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传统美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在社会中培育这种美德，靠的是个体自律，还是靠行政立法。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道德与法律，本是两个不同的社会规范范畴，按理说，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为，无论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还是以法律来代替道德，对于社会来说，无疑都将是一场灾难。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却失之绝对化。不错，道德和法律确实不可以混为一谈，但是，两者并非完全毫无瓜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它们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比如，道德建设搞得好，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制化，同样，法制建设搞得好，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立法方面的成功例子，在国际上其实已有很多。像新加坡，它的居民道德素质和整体社会风尚一直都很高，这和他们严厉而科学的道德立法密切相关。以随地吐痰为例，这种在我国人民看来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生活习惯，在新加坡却被视为一种违法行为，随地吐痰者，不仅要罚以600美元的重金，而且要被强制劳动，甚至在电视上曝光。

事实证明，如果是在一个很多人都把陋习和不道德当成习惯的环境中，政府仅靠温柔的、软性的道德劝说和宣传教育来改造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尚，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因此，像新加坡一样，以严苛的立法来促进道德的建设，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道德立法固然可取，但是，这种可取是有边界的。根据政治学常识，法律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主要在公共领域内发挥作用，它的实施是要以不侵犯私人领域为前提的。同样，道德立法也必须恪守这个边界。随地吐痰虽然只是一个个人陋习，但是，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不仅污染了公众的共同生活空间，而且还可能在空气中散布病菌，使其他人身体受害，这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公共问题。因此，对随地吐痰者进行处罚，并没有越过侵犯私人领域的边界。与随地吐痰不同的是，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则完全只是一个道德问题，并未涉及明显的公共利益，也没有明显损害别人利益。因此，强迫不让座者让座，并对他们进行处罚，不仅破坏了公交车公司与乘客之间在买票时所约定的契约关系，而且损害了乘客利益，无疑已经越过了道德立法的边界。

守住边界的道德立法，对公众而言，是一层保护膜，而越过边界的道德立法，则无异于是一道强加给公众的道德枷锁。更为严重的是，此类的道德立法一旦泛滥，就极有可能带来公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的“合法化”侵犯。可见，对于道德立法，有关部门一定要慎之又慎才行。(莫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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