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江苏农妇李道红，用安眠药亲手杀死20岁的脑瘫女儿；同在去年，成都姑娘婷婷用枕头捂杀熟睡中的精神病孪生妹妹涓涓；今年5月，武汉精神病人谢某被其哥哥与姐夫杀死后抛尸湖中。
这些案件让人莫名悲凉，为死者，也为无奈而杀人的生者——那些无奈而杀害亲人的生者更具悲剧性。
这三起案例有个共同特征，就是病人对家庭生活的长期拖累之后，家属不堪重负，以致弑亲毁己以求解脱。在统治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造成这些悲剧的真实原因，既不是病人，也不是病人的亲人，而是某些基本制度的阙如。
如果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从每年的税入中全额支付每个人的医疗保险费用，那么这些悲剧的发生概率即使不是零，至多也不会超过10％——精神病人住在精神病院里，脑瘫病人住在医院里，亲人可以去探视，但绝不会影响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会不堪其累，杀之而求解吗？
当然，仅仅有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要对付无底洞般的医疗费用，在目前中国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难度的，因此，除此之外，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救助，也十分重要。
在个人、家庭、社会、政府，这样一个关系链条中，个人处在最末端，而政府处在最上端。从税收的基本原理出发，税收的两大类——直接税和间接税，意味着每一个消费者都是纳税人，这些税负供养着政府的存在和活动。那么，作为政府，它在日常生活中所应该承担的基本职责和义务，就是保障每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生活，它至少要保证纳税人可以在不受他人额外牵累的状态中，基本人道地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由于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一直处于监控状态中。作为公民社会标志性组织的各类团体无法获得自由空间，本属于公民社会重要内容之一的慈善机构，无法很好地开展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从作为角度看待，还是从不该作为角度看待，政府都没有履行其相应的义务，没有承担其相应的责任。正是由于政府应当作为而没有作为——该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却没有很好地建立，应当不作为却作为——不应当干涉社会团体的自由活动却不肯放手而实行监控，才导致了个体公民的单子化生存。
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前30年时期，公民个人几乎被弃置于彻底的孤立状态里；那么，这后30年，公民个人所能得到的关怀仅仅是回归到家庭亲情之中，至于来自社会的关爱以及政府的服务，依然不多。
公民的这种单子化与准单子化生存状态下，倘若以上述三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人们将很清楚地看到其所导致的多重伦理困境。
第一重最直观的伦理困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的。亲人患病，家人应当尽力救治与照顾，这是一般意义上爱的伦理义务。然而，每个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期望，符合人道地生存于世的权利。当一个人的病情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折磨其家庭成员的时候，其家庭成员们符合人道生活的基本期待也就如空花泡影，除去障碍还是留下障碍？而其间发生伦理困局的当事人谁都没有错，这就是第一重伦理困境。
第二重伦理困境，是隐性地发生于家庭与社会之间。当一个家庭被某个亲人的极端病情折磨于日常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时，社会组织一则缺乏足够的信息，从而无法提供相应的帮助；二则缺乏足够的自由去提供帮助；三则缺乏足够数量的组织全面帮助各个遭受各类生活障碍的家庭。尤其是第三个原因所导致的情况，将使得全社会的善心与善行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于是，以病人及其家庭为一方，以社会为另一方，双方处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爱莫能助、爱莫受助的困境之中，而错依然不在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第三重伦理困境，则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之间。当社会和政府都没有向本应当提供帮助的公民、纳税人提供帮助之后，受困于第一重伦理困境的家庭无计可施，从而以同归于尽的决绝，打破伦理困局，将自己置于罪犯的境地。此前从未出场过的政府，这时迫不及待地出现了，它宣布这个从伦理困境中突围的人是罪犯。如果仅仅从法律条文看待，这种宣布，在哪个国家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罪犯”们确实侵犯了病人的生命权。但是，从国家伦理的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政府此前的缺席，才导致了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政府虽然不是直接凶手，但它是间接杀人犯。在病人痛苦的时候，以及病人的拖累使得其家庭成员心力交瘁的时候，政府从来没有代表过病人，从来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那么现在它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代表死去的病人追诉、惩罚杀人犯呢？这就是罪犯与政府之间发生的第三重伦理困境，这一困境的发生是因为政府不称职。
第四重伦理困境，发生在政府与罪犯以外的个人及社会之间。虽然相对于罪犯，政府需要很厚的脸皮，才能嗫嚅着说：“你是罪犯，你应当受惩罚。”但是，如果政府不这么做，也许会导致大量借此为名的犯罪。政府不但承担着提供社会保障的义务，也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的义务。于政府自身而言，由于自己的错误作为与不作为，将自己逼进一个伦理死胡同。于是，这就出现了第四重伦理困境，惩罚还是不惩罚罪犯，这是个问题！
从政治哲学以及法理含义上，作为现代国家的功能体现者，政府存在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当个体公民凭己力以及一般的社会能力，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严重生活障碍时，政府有义务解决。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那么，当个体公民为此而毁灭了自己的生活时，责任该落在政府头上，而不是个体公民头上。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条明显的规律：外在环境越是恶劣，生存其间的人们，就越容易被置于非自力所致的伦理困境之中。一个相对人道的社会，必然会尽量减少乃至消除这样的外在环境。
上述三个案例所示伦理困境下的悲剧，在这转型过程中，不会是最后的悲剧，但它们已给这个社会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也许每个人都该思考，如何减少这样的悲剧。毫无疑问，最该反思的是政府。(作者为本刊法律部首席法律顾问)
“弑亲”悲剧一再上演
2008年6月10日，江苏铜山县47岁的农村妇女李道红在北京海淀法院出庭受审，她被控故意杀人，而受害者是其20岁的女儿。
李的女儿出生后就患有重度脑瘫症，20年来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只会用哭闹来与人交流，家人多年来四处寻医看病，得到的都是“治不好”的诊断，精神和经济上都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重压。
2007年1月18日，李道红与丈夫张明为给女儿治病赴京求医，当晚11点才找到一个便宜合适的住处。第二天晚上，丈夫外出买饭时，李道红独自面对女儿，做出了一个决定，把200余片安眠药喂进女儿的嘴里。之后，李道红将枕巾、被子覆盖在熟睡的女儿的脸上，结束了她20岁的生命。
2007年6月29日，李道红被刑拘；同年8月4日被逮捕；11月19日被提起公诉。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诉称，李道红“临时起意”，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已经触犯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李道红的亲友均为她求情。法庭门口，李道红的丈夫张明嚎啕大哭，甚至下跪希望法官能从轻处理。李道红的大女儿写给法官一封求情信，细数母亲多年来对妹妹含辛茹苦的照料，以及多年来经历的苦难。
庭审时，47岁的李道红满头白发，看上去远比其实际年龄苍老。她对检方的指控没有异议，也没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只辩白道：“我只是担心，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谁会来照顾她。”
检察官在庭审中指出，经司法鉴定，李道红患有神经障碍，作案时处于发病期，但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鉴于李道红尽心尽力照顾被害人多年，并且作案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和女儿痛苦，建议法院从轻处理。
类似的案例今年年初也曾在四川成都发生。19岁的婷婷在精神病院的病房中用枕头捂死了自己的孪生妹妹涓涓。这对孪生姐妹原本感情深厚。2001年，妹妹因为患脑膜炎，高烧昏迷十多天后留下后遗症，间歇性精神失常，经常无端打人、砸东西，甚至多次有危及亲人的伤害举动。为治病，全家耗尽积蓄，变卖房子，还欠下大笔外债，一家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不堪重负。
去年8月，妹妹被送到彭州市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姐姐前往照顾。在住院十多天后的一个凌晨，姐姐用枕头捂死妹妹后，打报警电话自首。事发之后，曾有几百邻居联名写信为婷婷求情。警方经鉴定认为婷婷由于不堪妹妹带来的生活和精神压力，已出现了抑郁综合症的表现，其杀人行为与其所患抑郁综合症有一定关系，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婷婷被控故意杀人罪。今年2月，成都彭州法院一审判处其缓刑。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判决“量刑畸轻”，提起抗诉。检方认为，不能因为涓涓是精神病患者，就漠视其生命权，检方担心此案会给类似情况的家庭带来负面效应。目前该案还在二审过程中。
一个月前，在湖北武汉，又一起类似案件发生。5月18日，武汉市江夏区一名精神病患者谢某被其哥哥和姐夫害死。谢某时常殴打母亲及邻居，并多次放火烧房，使其家人深受其害，被当地人称做“武疯子”。死前一天，谢某再次放火将哥哥的房子烧毁。“忍无可忍”的哥哥和姐夫联合，用绳子将其勒死，全身塞满石头后沉入湖中。
因不堪精神和经济之重压而将病患的亲人推向死亡，类似的案例近年来常常见诸媒体，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认为“情有可原”，有人则认为“人命关天”，必须究责。法律与情理纠葛，司法如何应对面临考验，而社会如何应对此类情况，更需深远考虑。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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