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网—北京青年周刊
2000年9月的某一天，濮存昕在大兴摘桃的时候，接到卫生部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接拍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对“艾滋病”不甚了解的濮存昕并没有考虑太多，接受了委托，这也成为他人生另一个舞台的开启。
七年之后的今天，除了继续担任中国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之外，濮存昕的身上又多了不少责任——北京市禁毒义务宣传员、无偿献血义务宣传员、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等，由他捐资创建的濮存昕爱心基金成立，并致力于帮助艾滋患病的孤儿。
依稀记得白岩松曾说过的一句话：濮存昕的眼睛里有一种叫做悲天悯人的东西。
一张濮存昕参加2004年艾滋孤儿夏令营闭营式时被拍到的照片在网上流传，这张被网友命名为“男人坚强背后的脆弱”的照片上，濮存昕双眼通红，热泪盈眶。
“因为那天好多孩子给我写信，那么我想，我在闭营仪式上给这些孩子说些什么呢，于是我也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你可以看到，他们从一开始的紧张拘谨到五天之后闭营，他们表演节目，那么开心，那样地笑，这个变化让我很感动，可是想到孩子们要回去了，要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去了，就会对他们的生命有一种同情。他们的情况不可能都留在北京居住，不可能都被人领养。现实就是现实啊。”事隔三年再度提起，濮存昕仍唏嘘不已。
也就是在艾滋孤儿夏令营上，濮存昕一家作为爱心家庭“领养”了来自云南的小瑜，并共同生活了5天。
濮存昕很清楚地记得刚见到小瑜时的情景，“他对一切很陌生，他是从那么贫穷的地方来的，刚来的时候，卫生间也不会用，不敢上厕所；到餐馆去吃饭，摆的一大桌子的菜把他吓着了。结果他就吃了一点点，眼前的菜就吃了几筷子。我们在他看来太奢侈了”。
现在，他们仍然在联系。上了高中的小瑜会给濮存昕写信，“这孩子文化水平慢慢提高了，成语也用得越来越多”。濮存昕很欣慰，“他还和我说他以后想当警察”。
怎么定义“好人”这个词？
人的生活真的是活生生的，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每一个人也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我也有很多缺点。我害怕别人把我当好人。
可在公众的眼中，你做了不少好事。
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是大伙都在做。人不能为了名和利去使劲往上爬。
面对诸多殊荣，有压力吗？
这是社会对我的造就，我自己没有这么看我自己，这是社会的需要，社会制造了一个你的形象。但我是活生生的，我有很多真实的生活，我不是为了名而生活。
所以演员还是你的主要社会定位？
这是我的立身之本。
那公益事业呢？在生活中是什么位置？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碰到了就自然反应，去做一些。
演戏和社会活动，时间如何兼顾？
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做，很多都是大家在帮我做，我忙是忙，但是时间安排好了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有空闲的，而且我觉得做好事并不一定要克己地、牺牲个人地去做，而应该是随手的、随时随地的。不在多少，不在前后，不在早晚，能做一点做一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想过什么时候歇一歇吗？
你到七十岁的时候，到退了休的时候，你的能力肯定比现在小了，那时社会可能需要年轻的、能量更大的人了。
社会上对你从事的公益活动有很多议论和评价，比较喜欢什么样的评价？
随便大家怎么议论都行。有一次在南京火车站，一位大姐在刷火车，她看到我，一下子想不起我的名字，就说：“哟，艾滋病来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人们能一看到我就想到公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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