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广州日报
湖北有个吴家山收费站，据说是该省最大的收费站，多年来，由于过往车辆承受不了高额的运营成本，纷纷绕路逃避收费。有报道说，高额过路费已迫使300企业外逃，税收损失达15亿元。
收费站赶走了财神爷，这样的事不止在一地发生过。国家审计署今年2月底公布的《18个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审计调查结果》表明，辽宁、湖北等16个省(市)在100条(段)公路上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收取通行费149亿元。
按地方政府核定收费期限和目前收费水平测算，这些收费站点还将收费195亿多元。对此，来自民间的反思也有，有的地方政府也曾组织撤并过个别违规收费站，可总体来看，整体局面未见有大的改观。
其实，不止收费站存在问题，五花八门的乱收费，更是投资创业者为之头疼不已的。这在当下的中国，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在大力招商引资，大喊改善投资环境。有些地方也确实做了不少实绩。但从全国看，政策普遍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其稳定性和执法的公平还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例如，有的基层为了引进投资，明确把引资任务分解到领导个人，并且还允许领导从引资额中提成一定的比例作为奖励。有的地方，则引进来之前，承诺得天花乱坠，引进来之后，“关门打狗”，另行一套。
种种做法，正应验了世界银行研究局所建议的，加入WTO要求中国从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系转向基于规则的治理体系。其实质就是要求减少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自由裁量”是客套话，实际意思就是行政行为过于“随意”。一个人随意，影响一小片；一个政府随意，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政府不干预微观经济，主要做什么？做公共服务，即从改变政府职责的角度着手，营造良好的营商与发展环境。在这一点上，一些较发达的地方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并将其提上了当下改革的日程。
如何对待收费站，就是建设“收费型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的分野之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台的政策，显然，这是当时财政困难时期出台的，像吴家山收费站这样的多数收费站就是依据这个政策设置的。
审计署所披露的违规收费固然要严加整顿，但合乎规定的公路收费是不是就理所当然地长期收下去呢？在当今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尤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增长20%以上的背景下，“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本身是否还适应今天的情况，这必须引起反思。
从数字上对比，湖北吴家山300企业外逃了，税收损失15亿元，也许通过严格执法、加强收费也能弥补过来。但是，长年如此强收，外逃企业越来越多，新的投资者不会来，地方经济可能完全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以牺牲发展去搞收费，竭泽而渔，与转向服务型政府，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古人讲，官不与民争利，这个浅显的道理今天依然适用。官者，政府；民者，百姓和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赶走“财神爷”的不是收费站，而是“收费型政府”。
如果“收费型政府”能够尽早转变成“服务型政府”，真正实现涵养税源，放水养鱼。这样，税收增加了，还有必要搞那种害民苦民的乱收费吗？（王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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