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严禁酒后驾车，不论上班下班，公车或私家车都一样。” 近日，在重庆市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市检察院纪检负责人宣布了“重庆市检察机关十条禁令”，凡是触到“十禁”高压线的检察官，一律停职或免职，再按党纪或《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给予纪律处分。（据3月22日《重庆时报》）

    现在，各种各样的“禁令”很多，公安机关有“不准刑讯逼供”的禁令，领导干部有“春节不能收礼受贿”的禁令，海关职员有“不得庇护走私”的禁令……

    这些林林总总的禁令有如下两个共同特点：

    一是所禁内容在上位法律法规中已经有了明确规定，有的甚至是一些常识，如“严禁酒后驾车”，禁令只是加以重申。

    二是禁令除了在惩处力度上加码之外，并不能制定出比上位法规更加严密的监督措施，仅仅流于“不准”、“严禁”之类的口号式警告，因此有人称之为“弱智禁令”。

    既然已经有法规明文规定，一些部门为什么还是热衷于出台“弱智禁令”呢？这是因为，当既有的法规制度失灵之后，相关部门找不到其中的原因，也拿不出科学系统的解决办法，只好转而相信自己的行政威力，以行政禁令来震慑管理对象，期望通过禁令来杀一儆百、令行禁止。

    殊不知，禁令的威力不是来自于严密的监督体系和法制保障，而仅仅来自于带有明显人治色彩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警示，其效果往往不能保持长久，以致出现禁令年年发、问题年年出的尴尬局面，反而削弱了已有道德和法规的权威，动摇了人们对依法治国的信心。

    尽管如此，在相关部门的管理者眼里，禁令却是一个好东西。出台禁令，不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需要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不需要伤筋动骨的机制创新，只需要对“法规常识”进行简单罗列，然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发布。

    禁令发布时轰轰烈烈一阵子，可以表明发布者的“坚决态度”，至于实效如何则另当别论，这是典型的懒政和形式主义。

    鉴于此，笔者建议，制定一个关于“禁令”的禁令，对于那些仅仅是对既有法规简单重申、没有制度创新、缺少机制保障的禁令，也要严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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