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葡萄酒旅游网
三访中国国家大剧院设计者 疯狂票价的公益性和人民性何在
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首次试演。
1998年4月，法国人保罗·安德鲁参加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经过两轮竞赛三次修改，历时1年4个月，他的“巨蛋”方案从10个国家、36个设计单位的69个方案中拔得头筹，1999年7月，获选为最终的建设方案。
8年时间倏忽即逝，年届古稀的安德鲁褐色的头发已成花白，草图终于变为现实。
2007年9月25日下午，国家大剧院首次试演出之前，国家大剧院设计者、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将国家大剧院亲切比喻成他的“一个孩子”，并表示一生能做这样一个建筑设计，无论多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国家大剧院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建筑
记者：从设计到施工，到现在已经有观众进来了，您看着有什么感觉？
安德鲁：这个建筑经历了不少时间，看着观众进到剧院，我很高兴。
记者：因为座落在北京中心，国家大剧院曾引起很大争议，现在已经成为了新地标，北京有这样的新地标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北京这样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已经有许多旧的建筑，新的建筑会不会对旧的建筑形成冲击？
安德鲁：古老的建筑在古老的城市里有独特的价值，它们必须存在，但同时它们也必须能够容纳新的建筑，要把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看，我们现在这个建筑（国家大剧院）利用了大量的空间，水面、树木，包括我们的红墙都在和周围环境进行呼应。
它本身并不是炫耀出独立的建筑物，而是融入到了这空间里面。就这建筑来说，它非常尊重北京的空间和规划的要求，尤其是比如像“对称”这样的空间（设计）理念，它是绝对遵循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北海的白塔，你从白塔那看国家大剧院，是一个相当美丽的建筑。
无论是乌云也好、蓝天也好，它都作为一个建筑物存在，你不会看到不协调，就好象它属于这个空间一样，所以看上去相当美，感觉相当好。
我们这个建筑，不是在看历史的东西、看旧的东西，不是往后看，是在往前看，它的整个设计理念是在向前看，这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建筑，功能很齐全，但你看上去是一个很清静的建筑，是一个很宁静的设计。
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和中国庭园一样
记者：您在世界各地设计了很多机场，这些机场的原址可以说都是“不毛之地”，很多是很贫瘠很荒凉的地方，而国家大剧院是处于北京的中心地带，如何考虑它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安德鲁：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刚好和机场（设计）是完全相反的，机场的四周围你不用考虑什么，只是设计一个机场。但大剧院的设计是非常考虑如何和周围环境结合的，我们的设计里头利用了很多周围的元素，我们在考虑室内关系的时候，也会把室外的元素考虑进来。
比如说我们歌剧院的五楼，五楼有一个很大的大厅，将来还可以开鸡尾酒会，在那上面看外面，你可以看到中南海和其他的景色，把外面的景观和里面的连接起来，这其实和中国的庭园设计是一样的。
记者：在一篇写您的文章中说过，您在设计上会“连续制造冲突，但不会导致分裂。”您在北京是否也坚持这样的设计理念？
安德鲁：我在任何设计上不会制造任何冲突，我还是要做一种协调的（设计），我是绝对尊重连续协调的关系，而不是冲突，冲突本身是矛盾的，我是不同意的。
国家大剧院的“星星”太多
记者：有人评价您的建筑，说设计水平非常优秀，但后期的维护、维修成本很昂贵，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安德鲁：对于建筑师来说，维修、清洁本身就是一个建筑课题，就国家大剧院来说，我并不觉得它的维修成本比其他建筑物来的高。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选择容易保养的材料，比如我们的建筑玻璃外面是加了纳米技术的，纳米材料本身就是可以在太阳底下慢慢化解掉脏东西；钛板也一样，我们的钛板在日本做过测验，它的表面不容易沾灰尘，当然手指印、油迹之类的东西会，总的来说，在材料的选择上，我们是比较讲究的。
记者：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关于歌剧院音响的问题，歌剧院用了很多金属网为了让声音传出去，但前不久我看了几场彩排，里头只有主演的声音是不需要麦克风就能传出去的。
理论上说，歌剧院是不需要麦克风的。但配角们还是需要麦克风，不然他们的声音达不到最后一排观众席。在声音的处理上，是不是没有达到安德鲁先生的预期效果？
安德鲁：音响方面我们一直在做测试，包括这几天也一直都在做测试。在国外的一些大剧院，单是音响这一块的测试就需要很长时间，有的大剧院盖完两年之后，音响还在测试。
反过头来说，我们歌剧院的金属网，外面是属于装饰性的，里面的金属网我们在德国是经过测试的，经过测试，它们是零反射、零吸音的，声音传过的时候它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干扰。
记者：大剧院在灯光的设计运用上有很多形式，比如模具灯、三角灯、玻璃的屏保灯等的使用，包括利用了许多厅光，在阳光充足的时候，我们能里看到外面的景象，在夜晚的时候，我们则能看到“星空”，这样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安德鲁：对我来说，在灯具的设计制作或者安装使用上，我们尽量往少而低的方向走，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堆一大堆的灯具。
实际上你看这个灯并不多，只是把它们处理得比较简单；当然在灯光处理上，我们需要对灯光的质量有所要求，在对灯光的质量要求上，有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黑或白，但这种黑或白对我来说都是对称的，不是说黑就是不行的，亮就是好的，其实黑也是设计的一种，而不是只有亮才是设计。黑和白或者暗的亮的都是相互呼应的结果。
而这些灯，我认为是太多了，我们可能还会再减少一点，“星星满空”（的感觉）是不错的，但在美感上是太多“星星”了。
设计国家大剧院 我认为值得
记者：安德鲁先生也常提到一些著名的建筑，比如贝律铭先生设计的卢浮宫前的“金字塔”等，这些建筑都完全打破了以前艺术标准和艺术规律的，您认为国家大剧院会否成为未来新的世界几大建筑之一？
安德鲁：可能大家会对我的设计有某种判断或者说法，但我自己不能说。我只在过程中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但做完之后，就如同养了一个小孩子然后把孩子送出去，至于未来会怎样就不是我所能说的，只能说我达成了这样一个理想，至于大剧院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也不是我所能说的。
记者：在做国家大剧院设计时，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安德鲁：做建筑和做其他的事情不同，做完之后才能够得到乐趣，中间就是苦干，而且在苦干中并不是从中取乐，我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做完之后，你看见这个东西了，这种成就才是快乐，前面只有是苦干。别相信什么在过程中会很高兴。但如果问我，一生中做这个事情这么辛苦值不值得，我认为值得！
自从《“我为什么这样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专访法国国家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在本报《世界周刊》发表后，有关该设计的争论此起彼伏，互联网上的讨论更是热闹异常。近日，应读者要求，本报记者在巴黎奥利机场附近保罗·安德鲁的办公室里，再次采访了他，就前一阵国内外对其设计提出的批评，请他谈谈看法。
几个具体技术问题
“我欢迎批评，有争议太正常了！”安德鲁开门见山，表明了他的态度，“我对正常的争论感到满意，这是使一个建筑设计日臻完美的重要方面。很多人反对我的设计，但更多的人支持、赞赏我的设计。人们告诉我怎样看我的设计，有的人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使我很感动。”
谈到各方意见涉及的几个具体技术问题，安德鲁说：“剧院的安全、防火、防震、周围湖水冬天结冰问题、空调问题等纯技术的难题，在设计时全部都考虑到了。而且还有设计的合作者、审查者、施工者等一系列环节，如果有问题，一个人可能想不周全，但不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比如空调问题，我们用的是最先进的设备和，成本也较低。我们有为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建筑设计的经验，北京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也并非很特别。作为设计者，我可以保证这个方案不会有大的疏漏。”
他进一步强调：“我虽无法详细就每个技术问题一一解释，但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设计经过世界上普遍认可的安全标准的检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有安全隐患的建筑。”
安德鲁和他的助手都介绍说，事实上，根据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已对原设计进行了一些修改。“有许多批评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根据一些人的建议，对剧院的入口做了不小的改动。原来的设计是先走入地下，通过地下通道，再上来进入剧院，现已改为通过地下通道直接进入大剧院，这样可使观众避免有重复和烦琐的感觉。这个批评是合理的。”
“除了入口的改动之外，还有一些小的变化。比如，原设计中在底层的小剧院，现在放到上面去了。一些辅助、服务的功能、设施，如画廊，经过压缩、合并，也在原来设计的基础上作了改动。这也是强化功能和降低成本的需要。”
“在一些细节上，比如，对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和实验小剧场4个剧院中的戏剧院，考虑到主要将上演中国的国粹———京剧，我在内部装饰材料的质地和颜色的选择上、在整体设计上，刻意追求了与京剧的服装、脸谱等相适应的气氛；而歌剧院的功能主要是歌剧和芭蕾舞剧，对环境的要求又有不同。”安德鲁一边逐页展开他的设计图纸和效果图，一边向记者详细解释他的构思，以及根据各方意见拟定的修改方案。
预算和穹形屋顶
“至于预算，按我的设计，从来没有达50亿元人民币。”安德鲁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事实上，经过上述改动，现在的预算比原来减少了20%，约30亿元人民币。但必须强调，这些改动都是技术上的，没有涉及大剧院的基本功能，座位一个也没减少，水面也基本没动。”
对于意见比较集中的穹形屋顶，安德鲁解释说：“有些持反对意见的批评者，在我给他们讲解了屋顶下面各个建筑的功能后，他们就同意了我的设计。这种巨大的穹形屋顶建筑在世界上也有不少，别人的经验当然也可以为我所用。这个大屋顶并非只是装饰，而是内部功能的需要。外观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需要。这个大屋顶把大剧院内部许多不同的功能组织起来了，脱离内部功能，只批评这个外观如何如何，不够客观全面。我相信，当观众、参观者进入国家大剧院这个浑然一体的建筑时，他们会觉得这个最高处离地面45.9米、略低于人民大会堂的46.5米的大屋顶很有必要。透过这个穹顶，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新的观察北京的角度。”
安德鲁回答记者有关这个大屋顶的造价时说，这一部分约占全部预算的12%，为3.6亿元人民币。他进一步解释说，世界上所有类似的建筑屋顶，其预算都要占到整个预算的10-20%。记者问，这个大屋顶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安德鲁回答：“绝对是！”他进而强调：“这是我整个设计的核心……没有这个穹形屋顶，就不是我的设计了。”
对于这个大屋顶，还有不少人提出了它的清洁和保养问题。对此，安德鲁说：“从设计一开始，业主就告诉我们，北京冬春风大、雪多，夏天有雨、污染较严重等，让我们考虑穹形大屋顶的清洗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早就注意到了。清洗方式现在有许多选择，用机器还是人工？决定这个方式是下一步的工作。”
“一定会使北京更美”
“广场上加了水，出现了一个围绕大剧院的小湖，这对广场的景色是个补充。从空中看北京，紫禁城是被一个护城河围住的，不远处又有北海和中南海，围绕大剧院的小湖正是这片水域的恰当延伸，北京城整体的环境没有改变。”
安德鲁对自己的设计方案非常自信：“也许，在成为一个看得见、进得去的建筑之前，人们很难想象它的美丽。但一旦它建成，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而不是那样设计。”
谈到中国人能否接受一个欧洲人的设计时，安德鲁说：“中国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中国的建筑，一个中国人享用的文化设施，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它的设计者是哪国人，根本无关紧要。前不久奥运会期间，悉尼歌剧院的画面几乎天天都在电视上出现。有人提到它的设计者是个丹麦人吗？没有。这是悉尼的象征、澳大利亚的标志，有谁在乎它的设计师是谁呢？”
安德鲁激动地表示：“我敢打赌，当中国国家大剧院建成，人们倘佯其间时，多数人都会喜欢我的设计。大剧院是有文化和教育功能的场所，是一个可以充分呼吸和享受的文化空间。这就是我这个设计的目的。”
采访将要结束时，安德鲁主动提到一个记者并没有问的问题：“至于中国该不该建国家大剧院，我倒想指出一个事实：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剧院、大教堂是在这个国家最富有和强盛的时候建的。恰恰相反，很多重要建筑都是一个国家在追求国家强大的时候建成的。”
“对一个古老的城市来说，新的建筑设计更要谨慎，但不是一动不动。如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留到今天更好，但既然已经没了，就得想新的办法。难道就此不再设计新的建筑？”
安德鲁充满激情和自信地表示：“我相信我的设计一定会促使人们思索北京的建筑设计。一句话，它不是使北京变丑，而恰恰是相反！”
举国瞩目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已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正式开工建设。由于其地点的重要性和巨大的象征意义，究竟应该把它建成什么样，不仅国内人关心，可以说全世界的华人都关心。
经过长达一年半国际招标的竞争，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的设计脱颖而出，获得由专家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评委会的青睐。日前，保罗-安德鲁在法国巴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据他本人讲，这是他第一次详细地向新闻界阐释他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具体想法。
“我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理解”
安德鲁说，“我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理解主要有4点：第一，地点决定了它的象征意义：旁边的人民大会堂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大剧院则应该成为文化的代表；第二，它是一个新的、庞大的重要建筑，一个可代表新世纪的建筑，一个倾注了人们强烈愿望的建筑；第三，要有完备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好用，而且人们爱用；第四，外观要吸引人，有文化感、历史感。”
“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许多是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东西。每个国家的建筑都要从其他国家的建筑艺术中学习、借鉴，自己的艺术也会为别的国家所借鉴。对业主的意见，不能简单、机械地迎合，而要抓住其精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你的方案出来之后，才会令对方恍然大悟似地回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小伙子对别人描绘他未来妻子的模样：棕色头发、蓝眼睛、小巧玲珑，而最后他却与一个金黄头发、黑眼睛、身材健美的女孩结了婚。为什么？因为爱情。原来的想象没有爱情，只是一种憧憬、愿望而已。”
“我也曾按照业主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我的设计，但是苦苦地被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安德鲁滔滔不绝地阐述他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倾注的热情和他的建筑哲学。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应符合中国建筑传统”这一问题时，他说：“中国建筑的传统是什么？大屋顶？我知道中国建筑界一直存在着‘传统’和‘ 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要去符合的传统很了解，知道应该要什么；或者，对要去符合的传统一点不了解，可以放开想象，不受限制；最麻烦的是，只知道一点，既不敢想象，缩手缩脚，又没能真正体现传统，效果肯定好不了。”
“我对中国文化恐怕永远也不敢说懂了。我曾读过有关老舍的一本书，讲他在英国伦敦和在北京的生活。我头脑中一直留下了书中描绘的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人们安逸地生活着，天上鸟儿在飞，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这场景很传统，但其实也非常现代。”
“建筑师也不可能在对某国的文化真正懂了之后才去那里设计、工作。即使对法国文化，我也不敢说我已经懂了。建筑艺术也像文学、音乐等艺术一样，首先是一种创作、创新，复制、抄袭、模仿都不是建筑师应该做的，那是工匠做的。而艺术创作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国界。”
“让你为此有所改变的梦幻之地”
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保罗-安德鲁生于1938年，先后毕业于巴黎国立综合工科学校、道路桥梁学院和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都是法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他30岁时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以后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
多年来，安德鲁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广州新体育馆……当然，最多的还是飞机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文莱机场、中国三亚机场等等。
其中的杰作是巴黎戴高乐机场及上海浦东新机场。他曾荣获许多国际建筑大奖。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大片草地围绕一个方形湖泊，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型、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来剧院的人由长60米的透明水下长廊进入大剧院，通道上方则是湖水，在冬季，北京人可在上面滑冰。这就是记者面前这位谈吐文雅、气质浪漫的法国人给我们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
安德鲁说，“天安门广场上，不仅有天安门城楼、紫禁城等古建筑，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现代建筑，原来的风格已经变了，政治性很强。新世纪里再在这里建一座有强烈文化象征的建筑，是需要勇气的。我很佩服专家委员会的勇气和开放的眼光，通过和他们的交流，现在的设计比我过去想到的实际上走得更远、更丰富。”
“我的设计为天安门广场添了一些水，可以起到改变人们生活环境和景色的作用。大剧院的水下入口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我要让人们有这样的感觉：首先，要让人们有进入到这个‘壳’里去发现什么的愿望；而当你从水下进入这一艺术殿堂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与你去购物中心不一样，与你去参观历史古迹也不同，这里全改变了，你的精神要有所变化，你要有一些新鲜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梦幻色彩的地方，你应该为此有所改变。而通过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梦一样的入口，进入到大剧院里面之后，又应该让人感到生命、活力、丰富和魅力无穷。还有，大剧院应该是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是为了来看戏或听音乐会，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
风格浪漫、美轮美奂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和实验小剧场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组成，共6000 多个座位。安德鲁说，“4个剧院应各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都像会议大厅。4个剧院之外的空间、走廊等，应称作是‘第5剧院’，也要有特色和魅力。”
“我相信人们会喜欢我的设计”
安德鲁有些激动地侃侃而谈，“100多年前，当建筑师埃菲尔设计的铁塔刚建成时，尤如一个钢铁怪物，沉甸甸地压在法国人的心上；
几十年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剪彩时，被设计师特别设计在建筑外表的横七竖八、纵横交错的管道让前来参观的人们惊呼‘工程还没完工！’，而一旦知道这就是已建成的艺术中心时，几乎没人敢叫好；几年前的卢浮宫入口改造工程，当贝聿铭拿出透明金字塔方案时，瞠目结舌者有之，大声反对者有之。更有甚者，认为设计师的设计完全破坏了法国人为之骄傲的卢浮宫的整体风格……”
“现在呢？埃菲尔铁塔就不用说了，作为法国和巴黎的主要象征之一，每年接待数千万参观者，要说‘到了巴黎若没到铁塔，那就等于没到巴黎’应该不过分；蓬皮杜艺术中心现在不仅是巴黎人读书、学习、观摩当代艺术的殿堂，也是旅游者不可忽略的项目，哪怕不进去参观，只是在这幢‘还没完工’的建筑前，和各式各样的街头艺术家们合个影也好，这个建筑被公认为艺术之都巴黎‘有容乃大’精神的代表作；卢浮宫前的透明金字塔入口，当人们在门前排着队伍，缓缓通过地下大厅进入卢浮宫参观的时候，无不慨叹设计者的匠心独运：金字塔入口和其地下大厅，不仅避免了卢浮宫门前总是人头攒动的噪杂，大小几座透明金字塔本身，也成为卢浮宫风景的一部分……”
“对自己的方案被选中，我当然感到很兴奋、很幸福。但是又明白我的工作并非结束，而是刚开始，感觉到很大、很严肃的责任。这是一次我所有的想法都可以付诸实践的机会，我很珍惜。我曾在日本参加过一次歌剧院的设计投标，但没有成功。此次在北京是我第一次设计剧院。”
“我愿意与不赞同这一方案的人们交流。我并非想要说服所有的人接受我的设计方案，也不是要去被说服而最终改变自己，而是对他们说明我的创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争取人们的理解。”
“世界上所有的当代建筑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建筑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但我的脑子里绝没有什么建筑是好建筑、什么建筑是坏建筑的‘模型’。我个人的作品中，哪一个最喜欢可就不好说了，您知道，这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你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
“开始参加投标的时候，当然非常想中标。但随着自己计划的逐渐成熟，后来对是否能中标已无所谓，我就是想把我的全部想法都体现在自己的设计中。能否中标，那是别人对我的想法的评价，我不想去讨谁的喜欢。但我相信，我的想法一定会有人喜欢！”
保罗·安德鲁（来源：百度百科）
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1938年7月10日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Caudéran)，著名法国建筑师。因其在世界范围数不清的机场规划而闻名，特别是位于马尼拉、阿布扎比、雅加达、开罗、文莱和巴黎等地的机场。
其他享有声誉的项目包括巴黎新凯旋门( the Grande Arche at La Défense, 作为Johann Otto von Spreckelsen的助手)和中国国家大剧院等。
安德鲁1961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école Polytechnique)。
他曾经于1967年负责规划建设了巴黎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位于Roissy)。2004年5月23日，2E侯机厅天花板坍塌，造成四人死亡。
2E侯机厅落成于2003年，是安德鲁在Roissy完成的第七座候机大厅，一度被誉为他的最大胆的设计之一。特别质询委员会认定坍塌归咎于各种技术原因及设计上缺乏安全考虑。安德鲁则指责坍塌是建筑公司的不合格施工所致。
2004年9月28日，另一个安德鲁设计的候机厅迪拜国际机场第三候机厅于建设中坍塌。
中秋之夜，在无数家庭团圆之时，有一条新闻读来倍感温馨：国家大剧院首场试演，首批观众不是领导、名流，而是大剧院的建设者、来京务工人员和剧院所在地的拆迁居民。他们感叹：这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如此高雅的大剧院。
这不由得让人们生出诸多感慨。
近年来，不少地方大兴大剧院建设之风，投资额都颇为壮观，北京国家大剧院投资30多亿元，重庆大剧院投资额为15亿元，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元，广州歌剧院和武汉琴台大剧院的投资也都在10亿元左右。
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之后，更加注重文化设施建设，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人们不无担心，这么高的投资额，建成之后的享受者会是谁？大剧院会不会设成高门槛？
如果以投入产出计算，这些大剧院的门票价格一定贵得可怕。有人给国家大剧院算过一笔账，以30多亿元的投资、5463个座位计，平均每个座位的造价就是60万元左右，平均每张票价在1000元以上才有望实现投入产出平衡，所以预言，进场的人不可能是普通劳动者。
当然，这只是市场方式的计算，而忽略了大剧院理应提供的公益效用。有一点至关重要，国家大剧院的投资来自国家，属于公共建筑，本就不应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它还承担着向大众提供文化精神产品等公共服务的功能。这意味着，在设计大剧院的门槛时，应该更多考虑公共和公益的效应，不能完全走市场化道路。
如何既考虑公众的利益，又兼顾文化场所的利益，是文化建设过程的一个普遍难题。但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近年来，不少大剧院就实行了多种惠民措施，包括周末公益专场、特价票、学生票等。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坚持演出季最低票价为30元，即使是BBC、德累斯顿这样的世界著名乐团，200元的票也能买到，每场演出还设学生五折票。每周上演的、以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为品牌的公益普及演出系列“东方雅韵”票价，最低仅为50元。
表面上看，公益化的低价票演出，会损失一些现时利益，但是，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却不可估量――让更多的演出团体有了展现的机会，让更多的普通人有了艺术熏陶的机会，更多的人因为有了艺术的修养而更加举止文明，对社会而言，这是花钱都买不来的，也是纯经济学计算所容易忽略的。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大剧院充分考虑了公共与公益的因素，提出了控制票价、让老百姓实现走得进大剧院的设想，不仅要“阳春白雪”，也要观众接受度，不让票价成为观众走进剧院的“屏障”。首场试演邀请普通劳动者和居民观看就是一个例证，初步体现了它所提出的“人民性、艺术性和国际性”的宗旨。
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国家大剧院不会只是一个看得见够不着的标志，而将是广大人民都能够享用的艺术殿堂。
我们期待着……
人民网北京1月1日电（记者 刘琼）今天上午9时30分，国家大剧院第一场音乐会的站票正式对外销售，由于当晚上演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执棒的新年音乐会，首次站票的销售异常火爆，100张30元一张的站票在开票后40分钟售罄。“比春运火车票紧俏的是国家大剧院的站票！”一位观众感叹说。
上午8时30分，国家大剧院正门口已经聚集了100多人，蜿蜒近50米，寒冷的天气把人冻得鼻头泛红嘴发干。据了解，排在第一位的等票观众昨晚9时就来了，凌晨4点以后，购票观众大量到来。“昨晚上零下几度，又刮大风，我们就在外面站了一夜。”一位已购到站票的大学生观众说。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观众都承认，站票政策确实把实惠给了老百姓，希望大剧院能够把站票推行下去，并拿出比较科学、合理的方法解决购票难问题。
国家大剧院市场部负责人王威表示，国家大剧院在建设时就设了固定站席，地面都编了号。尽管站席会给管理带来挑战，但国家大剧院今后将坚持这一举措。
［快评］：回应民众的文化期待 文／吕绍刚
国家大剧院站票“一票难求”，不禁让人联想起前不久湖北省博物馆免费开放时的“爆棚”情形。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投入不断加大，一批公共文化设施拔地而起。但与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相比，公共文化服务供应仍然不足。同时，过高的票价成为群众亲近文化的“拦路虎”。
一项统计显示，在美国、日本等地，一场演出的平均票价一般保持在国民月均收入的1/20以下。而在我国，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场演出门票相当于一般教授工资的1/8―1/6。
上世纪90年代之前，老百姓用1斤鸡蛋就可以换得10场电影的观赏权。现在至少要用5斤猪肉的钱，才能看一场电影。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保障群众的文化权益，必须积极回应他们的文化需求与期待，增加文化供给，增加平价票，让公共文化设施真正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
【北京青年报 张天蔚】刚刚落成开幕的国家大剧院，于新年之际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文化盛宴。从大剧院开幕演出，到2008年1月底的大部分演出票，于剧院开幕前一周几乎售罄，在昨天（1日）的新年音乐会上首次尝试出售的100张“站票”，更是迎来数百人的排队“抢购”，其中最热切的数十位购票者，甚至彻夜排队守候。
这样的盛况，固然证明中国公众文化生活需求开始复苏，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票价，也没能挡住观众的“抢购”，也使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实力，显得空前强旺。
但不难理解的是，自建设之初便颇具奇迹色彩的国家大剧院本身，便是巨大的“看点”，于其开幕之时共襄其盛，或许是很多人不避高价的重要心理动因。
而为那100张站票而彻夜排队的观众，或许才是国家大剧院未来的铁杆拥趸，他们的消费能力，或许才是中国文化市场真正的根基所在。
在国家大剧院建设过程中，就已经向外公布了未来经营的低价策略，以充分体现国家大剧院的公益性和人民性。
但从目前公布且已经“抢购”一空的票价看，除带有噱头性质的2008元的特票之外，基本票价仍然达到50到1600元的区间，而那些预计比较具备“看点”的音乐会、芭蕾舞等场次，最低票价均不低于180元，最高则达到1680元。
相对于国家大剧院的豪华庄严，和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或伦敦爱乐乐团的响亮名头，180元的票价固然不算太高，但相较于北京城镇居民人均2000元左右的月收入，一场票价为380元到1680元的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歌剧，或一场票价为180元、280元到680元的京剧《大唐贵妃》，还是显得门槛太高，以致让人望而生畏。
实际上，这样的票价水平并非国家大剧院所独有，保利剧院、北展剧场、世纪剧院同期举办的几场高水平音乐会，其票价几乎相同；梅兰芳大剧院的张火丁京剧专场，其票价也达到了80到1280元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少场次、高票价，已经成为各剧院、剧团之间达成的默契和共识。
如果撇开文化演出的公益性不谈，则演出票价的定价策略，便与其他商品的营销策略无异，“薄利多销”或“厚利少销”，都可能有成功的案例。问题的实质在于，当中国的文化市场处于从萧条转向繁荣的初期阶段，不同的定价策略对社会文化基础的培育、对文化市场繁荣的促进，将会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
如果高水平的文化演出，成为仅限于少数高收入群体附庸风雅的“堂会”，则其高雅文化的“高雅”名头，就可能异化成名表、名包那样的“文化标签”，而失去了真正的精神内涵。
反之，如果政府和文化院团、剧院、演出商能够共同以培育市场、普及文化的心态，以“薄利多销”的低价策略和政策扶持，扩大文化市场的普及程度，让更多热爱艺术而经济能力有限的群众走进剧院，享受到高水平的文化产品，感受到其高雅、深厚的文化魅力，则中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市场，才可能走向坚实和繁荣。
实际上，中国观众多年来一直以极低的收入水平，“享受”着几乎世界最高的演出或电影票价。在大众文化消费高度发达的美国，一场“大片”的票价不会超过7美元，一场百老汇音乐剧的最高票价也不过100美元。
即使是在相对热衷精英文化消费的欧洲，除具有炫富性质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外，顶级乐团的音乐会，其最高票价也不过数十欧元。
而在中国，观众却需分别为上述消费付出70或1000甚至2000元人民币。经济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如此“倒挂”，显然已经在公众与文化之间，筑起了一道经济的高墙。
国家大剧院出售“站票”，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低收入者欣赏艺术的需求。但如果站票价格才是与大多数观众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价格，而坐在剧院里正常地欣赏艺术倒成了奢望，公众对艺术的疏远，也就成为必然。
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多么高雅的艺术，都已经不是维也纳宫廷禁苑里供皇家独享的御用品，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学会而且欣赏得起高雅文化，既是高雅文化自身发展传承的需要，也是社会文化健康、均衡发展的必要前提。
因此，不管当事各方对目前的高票价有多少不得不如此的苦衷，都应该也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票价“倒挂”的事实，足以证明解决高票价问题的办法一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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