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毕业生当村官渐成“气候”时，河南沁阳市却在尝试一种全新的村官模式：科级干部“降格”专职担任村支书。这一模式早在2000年就开始推行，2007年形成规模。沁阳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沁阳市先后从机关和集体企业，选调63名在职、不在职的正副科级干部和企业厂长、经理，下派到农村基层组织，其中包括沁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等。这些干部在村里大多担任村支书、副支书等职，而且这些干部任职的村子，90%以上都变了样。

　　近年来，大学生村官全新亮相，不久前还出现了镇里干部带领村民外出打工当“包工头”的新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科级村官”的出现，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思考。

　　首先，从历史来看，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政府资源始终过多向城市倾斜，对农村承担的公共管理比重比较小。村官家长化、村官空置化两个极端，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一块巨大“短板”。从沁阳的实践来看，“科级村官”的有益的尝试让“乱村由乱到治，落后村由弱到强，村庄发展由慢到快。”这种政府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下放”不仅带来了发展与进步，其本身更是制度的进步。

　　其次，从现实与未来看，村级建设是县域社会稳定繁荣的基础，只有眼睛向下，夯实这个基础，持续发展才有保障。十七大报告在谈及改进党的作风时指出，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发展中忽视“打基础，利长远”，有着很大的普遍性。而之所以如此，是源于单纯强调经济发展速度，形成了一股急功近利的风气，进而影响到行政资源的结构性分布，以及政绩考核中的某些偏颇。而“科级村官”的实践，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地尝试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建设，向着“打基础，利长远”的方向布局。

　　实事求是地说，沁阳市的“科级村官”，数量还相对有限，结构上也相对单一，这与当前村级建设的现实需求相比，“含金量”还不能算高。不难理解，这可能还是在干部资源的有限性、干部当“村官”的积极性与财政对公务员待遇的承担性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科级干部当村官”的全部要求。

　　解决这些难题，笔者以为，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应正视干部资源有限与财政负担较重等问题，在政策上加以扶持；干部当村官的积极性问题，则应通过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对“村官”的价值进行必要舆论引导以增强其成就感等方式来体现。“村官”人才的资源广了，积极性高了，农村发展才能真正提速，和谐社会才能离我们越来越近。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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