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中国青年报
无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和受害国，中国已越来越难回避吸烟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每年死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约达100万，超过了艾滋、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5．4亿不吸烟者遭二手烟危害，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儿童。
为此，包括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和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内100多位专家近日在“中国控烟与履约高层研讨会”上一致呼吁：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带头禁烟，推动全国创建百分之百无烟工作场所。（中新社12月16日）
倡议政府带头禁烟，这是一个很正当的吁求。由于习惯、利益、观念等方面的阻碍，当控烟治理在当下社会陷入僵局的时候，政府机关和官员有责任作社会的表率和禁烟的突破口，在“推已及人”中推动禁烟走出治理困境。
一来政府官员是社会的高影响力群体，公众在许多事情上眼睛都盯着官员；二来控烟是公共利益所在，享受着纳税供养、承担着公共责任的政府当然应首当其冲地践行一种公德；三来香烟消费占去了政府相当一部分公务支出，既浪费着纳税人钱财，又伤害着官员的健康，还在很多时候是腐败发生的情感纽带（许多腐败往往是从送烟送酒开始的），政府非常有必要带头禁烟。
倡议的要求提得非常正当，但我担心，它会在现实语境下遭遇困境。
许多媒体转载这个报道时的标题是《卫生部长倡议政府机关带头禁烟》——似乎倡议有卫生部的官方背景，仔细阅读新闻会发现，卫生部长陈竺确实参与了“政府带头禁烟”倡议，但这个论坛只是一个专家的高层论坛，倡议落款中也没有提到卫生部，陈竺的呼吁更多只代表他的个人意见，而非卫生部的官方态度。
如此身份表明，倡议更像是一种民间对政府机关的吁求，而不像前几天发改委“拜年问候不再使用纸质贺卡”的倡议一样，有某种官方的约束力和强制性要求。
为什么陈竺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卫生部名义发出倡议？这个现实表明，即使卫生部是中国最有理由、责任和动力控烟的部门（因为吸烟损害国人健康，这是卫生部的事情），但在种种利益纠缠（不排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中，也并没有就控烟达成利益共识，所以无法以一个部门作出倡议。
同时，作为政府部门，卫生部也没有权力要求其他政府机关禁烟。其实，我们看一下当下中国禁烟的现实，就知道陈部长的尴尬了。
要求政府机关带头禁烟，国家烟草局及其所辖各级政府机关会理会吗？不会。那不等于要他们向自己开刀割自己身上的肉。国家税务总局及其所辖部门会接受倡议吗？不会。因为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第一大产业，每年国家纳税100强中烟草企业都占着数十席位，纳税榜中“油烟弥漫”。
这个倡议能影响地方政府吗？也不会。前段时间媒体曾曝光过湖北某县“百官倡烟”的盛况，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向下级摊派吸烟指标，要求政府官员当“吸烟就吸本地烟”的表率。
为了落实机关抽烟情况，政府甚至派调查人员深入基层，捡烟头、翻纸篓采集烟头标本，根据烟头品牌数量进行量化统计，实行县市排名，最终成为领导问责的重要参考。为什么？同样因为烟草税收在当地地位举足轻重，地方财政和GDP严重依赖烟草。
吸烟损害健康，这只是基于科学理性作出的判断，可这种理性并没有融入政府的GDP理性中。
相反，既有的GDP核算在逻辑上甚至“鼓励”这种透支国民健康的选择：一方面烟草制造高效率地增加了GDP。另一方面，吸烟得病增多了公众去医院的次数，增加了公众的医疗支出，这也会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就是说，吸烟能为GDP增长提供多次增值的机会。
如此困局下，控烟重任也就只能由一个卫生部长以个人身份带领几个专家倡议倡议了，无法以所有政府机关的名义，甚至连卫生部的名头都不能挂。（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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