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滕讯网—南方都市报
生命价值不因为恶而贬损
邓子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据《浙江日报》报道，今年5月，浙江湖州一小偷行窃时被抓获，遭失主等3人群殴。小偷无处可逃，只好跳入河中。但因体力不支开始下沉，失主未想办法去抢救。日前，失主等3人被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古往今来，见义勇为都备受褒扬，对那些急公好义者，我们总是怀着崇敬之情，甚至希望自己也是那个不忘沟壑的人。
但是，如果提倡者只是笼而统之地提倡，而不向公众作详细的解说，那就是对公众不负责任，因为在他们“追”死坏人的时候，会突然面对不曾预想的法律后果。其实，“见义勇为”四字，字字都不简单，连缀起来，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什么是“见”？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当我们顺着“站住”、“抓坏人”的喊声追上去时，别忘了大师马三立的相声，大家围追堵截的是一个“调完级了，不请客”的家伙。
何谓“义”？虽说仁义公道自在人心，但在现代社会，“不义”往往指违法犯罪，对此，我们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无误。生活中确有帮坏人打“便衣”的情况，也真有女贼利用热心人金蝉脱壳的事例。
什么叫“勇”？勇不意味着草莽和扩大事端，更不意味着无谓的牺牲。要讲究力量对比，要考虑双方互动可能造成的对抗升级和手段失控。而这一切，猝然之间很难判明。许多小贼被追“急”了，逃跑变成了逃命，以致铤而走险，伤人害己。
怎样去“为”？对于正当防卫或者抓捕现行犯，法律虽然给了较宽的尺度，但绝不是全面豁免。防卫过当，故意杀伤，都可能踏入刑法的领域。
至于这个“为”的底线，法庭上都争得面红耳赤，法学教授也智者见智，普通公众更难把握行为的适当限度。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殴打已经束手就擒的坏人，绝不是防卫，绝不是抓捕，而是故意伤害，见义勇为者由此沦为犯罪人。请别误解，我不是反对见义勇为，只是希望人们知道它的法律意义，知道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可能带来某种法律上的义务。
现在，不仅群殴小偷，而且让他活活淹死。这就更不是什么见义勇为，而是群体施暴继之以群体冷漠下的“谋杀”。说“谋杀”有点儿过分，因为谋杀毕竟受理性支配，而将小偷围而淹之，纯粹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但却是一种有意的行为。
过去，法律在这类事件面前表现了它的徘徊和无奈，坏人之死被归结为咎由自取，所以无人承担后果，所以下一次还是大打出手，还要“围而淹之”。现在，法律终于说话了，它不是要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要发出理性的声音，昭示法律的意旨。
从刑法角度说，那些将小偷追到水里的人，对小偷有救助的义务，违背这种义务进而导致小偷死亡，构成一种“不作为”形式的杀人。这个刑法中的常识，对公众来说可能是陌生的。构成“不作为”形式的杀人，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有施救的义务，这个义务可能来自法律和职责，也可能缘于自己的先行行为，比如这里的追打行为。不论先行行为是否高尚，也不论身陷危难者有无过错，都不能免除救助义务。
第二，有能力施救但不施救，如果没有能力，比如不会游泳，那就另当别论。
第三，施救之后也不会对施救者构成新的人身威胁。第四，身处危难者的死亡正是这个“能为而不为”导致的。
追打小偷的“道理”其实不在于他偷了多少钱———谁都知道自行车值不了几个钱，而在于人们对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被破坏的恐慌与痛恨。
但是，这个“道理”讲到坏人落水挣扎时就失效了，因为维护秩序的目的已然达到，再继续下去就意味着我们在用一种大恶对付一种小恶。而且，眼睁睁看着别人绝望地死去，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不因其做了坏事而有所贬损。
即使围观者一致同意淹死这个小偷，这样的表决也不会得到更广泛的公众认可，因为它地地道道是属于非正义的。
我坚信表决的结果一定是“先让小偷上岸，然后再依法惩处他”，因为表决的过程就是良心反省的过程，良心会告诉我们不能就这样“以内心合谋的方式杀死他人”。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如果那个小偷还有一丝气力，还能讲几句话，也许我们就此知道他是为了给母亲治病而偷窃的。现在没机会了，他死了。
我们总在说同情，但面对一个被我们追到“垂死”的人，我们的同情哪里去了？
同情，不是给孩子、爱人和朋友的，那不是同情，只能算作本能，哺乳动物都有这种本能；只有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人、做了坏事的人甚至对不再为害的敌人仍能寄予同情，才能算作真正的同情。富有同情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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