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灵网—楚天金报
别忽视了受助贫困生的尊严
9月6日新华网报道：在珠海某小学举行的“情系贫困生”捐赠仪式上，学校要求70多名贫困生在数百名师生面前集体亮相，一名小学六年级贫困女生感到无所适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失声哭泣。
被捐助的贫困生哭了，这哭声是对“贫困者要亮相”的内心恐惧，是忍受重压又孤立无援时的“呐喊”。
德谟克利特说：“保持尊严地忍受贫穷，是贤智之士所固有的特性。”
绝大多数贫困生都不希望将贫困身份公开，可各种形式的“经济监督”、“捐助仪式”还是将他们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使他们在得到经济救助的同时，失去了乐观自信、从容坦然。
懵懂的贫困儿不像大学生那样懂得承受，他们的哭声就显得更加本真、可怜。
捐资助学，我们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爱，一种良心和慈善事业，一种道德责任和救人济世的美德体现。
因此，救助应该从善解人意和温情守望的层面进行设计，没有必要附加太多的功利性因素和不人道的硬性规定，如果这种做法成为流行性社会动作，会让扶贫救助成为没有人情味的社会施舍。
诚然，面对贫困挫折，贫困儿需要精神自强，但人的承受能力毕竟不尽相同。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称：“在助学的过程中，出于对学生人格及自由选择权利的尊重，也应该讲究助学的方式和方法，要让受助者感受到接受资助不是他人的怜悯和施舍，而是生存于社会之中应当享受的一种权利。”
诚如是，贫困生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社会温暖的阳光下，捐资助学才能走向健康和谐。（耿银平）
慈善捐助重在施恩还是图报
正方观点：慈善本身是一种爱心的付出，不应该要求受助者给予回报
刘女士（个体经营者）：我四年前开始资助了3名小学生，但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谁，因为我不想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压力，也不想让他们惦记着以后如何还我的“情”。只要他们努力学习，将来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就很满足了。
我觉得如果做一点好事就要求回报，那就好比是农民种田急需肥料，我送了他几包肥料后，在他有了收成时要其还粮食一样。
反方观点：对资助人予以情感回报，是做人的准则
小李（受资助大二学生）：我是在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总的资助下迈入大学校门的，与我一起受助的还有不少学生。
刚开始，我出于各种顾虑跟资助人联系并不多，后来我每次打电话与资助人交流学习生活情况时，我都能感受到对方那份由衷的开心。
今年暑假，我与一些受资助的学生一起看望了资助我们的好心人，对方很高兴，我们也很快乐。 心怀感恩一定要写感谢信吗 正方观点：写几封感谢信是应该做的感恩之举
李萍萍（企业员工）：我觉得受助者写几封感谢信是最起码的报恩方式。心存感激就应该表达出来，否则会让资助者误认为其“不懂事、不感恩”，从而心生退意，失去了慈善的内在动力。
资助者和受助者情感上的双向互动，有助于慈善义举的薪火相传，受助者的感恩回报举动，一定会引来更多有能力的人投身慈善事业中。 反方观点：不能凭借物化的感谢信来评价受助者是否心存感恩 朱先生（公司职员）：我是在好心人的资助下完成大学学业的。毕业两年多了，我一直没有跟资助人联系，并不是我不知感恩，而是我感觉自己还没干出什么成绩，辜负了好心人对我的期望。等我工作有了起色，我一定会与当年资助我的好心人分享，同时也会像他一样，去资助其他贫困学生。 湖北襄樊5名贫困大学生，因为在受助的一年多时间内没有任何“感恩”表示，被取消继续受助资格。此事一经报道，评论纷至沓来，社会舆论的热情关注颇有点出人意料。 小事情引起大讨论，往往就说明人们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多有歧见。
观察各方观点，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受助者理应知恩图报，对资助者表示谢意。
争论的焦点在于，资助者因为受助者没有感恩便取消原有承诺，是否就扭曲了慈善的意义和本质。
不少人认为，资助乃高尚之善举，不应求取回报，若附加任何感恩条件，就是“道德要挟”、“道德绑架”，就是满足道德虚荣心的假仁假义。 传统慈善建立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等伦理判断基础上，古代历史上出现的“乡约”、乡赈等救济组织也主要服务于血缘家族内部，很少推及于外，而慈善行为的起止、存废则主要基于亲族熟人间的道德监督，少有契约约束。 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别于传统直接而具体捐助的现代慈善，还免除了感恩与求回报的心理，使慈善行为不至于在超出本身的“情感债”、“道德债”上阻滞。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慈善理念当中，慈善是种公共行为，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中介，捐赠与受赠分离——捐赠人不知道哪些人因他受助，而受助人也不知道谁帮助了他，这已成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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