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网 - 北京青年报：尹保山 (07/08/23 03:0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重病女孩私吞10万元捐款、北大研究生退学创业被指骗取善款之后，湖北襄樊5位贫困学子日前又饱受责难：据报道，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湖北襄樊5名受助大学生由此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8月22日《楚天都市报》）

　　一直以来，国人对受助者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我的钱，应该给我写信，否则是不尊重我；他接受了我的助学款，就要按我设计的路线读完大学，否则就是违背了我的意愿。毫不客气地说，类似要求受助者作出种种承诺的行为，实质是强行对受助者进行“道德绑架”和“人身依附”。为什么受助者一定要报恩捐助者？难道他们不能在以后回报社会？受助者有自己的生活和理想，接受捐助不对捐助者作出承诺，并不意味着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受助者日后拥有一份体面工作，敬业爱岗、辛勤劳动何尝不是回报社会？

　　持狭隘“报恩”想法的捐助者，往往视受助者为“附属人”，就像用钱买了受助者一样，所以给受助者添加种种道德、义务。“报恩”心理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古时捐资助学，多为乡村邻里之人共资学生，以期日后考取功名，为乡村邻里博得名望和利益。因为是邻里资助，邻里之人必然给受助者灌输一个概念：知恩图报。否则，邻里资助便是白搭。而在当时的乡土社会，受助者受传统伦理教化明白邻里之人的用心，考取功名之后都会回报村人。如今的时代，显然与以往不同了。捐助者与受助者不在同一“熟人社区”，日益觉醒的权利主体也与昔日“为家族而活”的秀才不可同日而语。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不同，一套旧有的慈善伦理自然显得不合时宜。

　　实际上，“一对一”的慈善捐助渐已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思，他们建议摒弃因为对象明确容易给受助者添加道德负担的“一对一”捐助。与此同时，更为“现代”、“西方”的慈善伦理则逐步得到认可，那就是抛弃个人之间的捐助，改由第三机构集体运作慈善。通过社会机构运作慈善，使捐助成为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救助某个个人。受助者与捐助者均坦然接受互不见面的慈善方式。从“个人-个人”到“个人-社会-个人-社会”，西方慈善伦理实现“个人救助”到“社会责任”的完美“转身”，显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慈善捐助一再引发纠纷，除了反思技术方面的瑕疵，更应该重构国人的慈善伦理。对受助者不以“道德绑架”，于捐助者而言免了无所谓的道德焦虑，于受助者而言少了道德负担。在以“慈善作为社会责任”的伦理观指引下，捐助者与受助者没有个人纠纷，只有社会之责，慈善之路或许将走得更远、更好。（广东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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