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话题】富人VS穷人
经济学家茅于轼
为何多数人对富人印象不好？
news.xinhuanet.com 2007年08月13日 07:00:44 来源：中国青年报
最新民调发现，大家认为富人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同时92.9％的人又希望成为富人。
“我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7月2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报纸上表明了他对穷与富的态度。不出所料，老先生在网上被一些人骂了，以致8月9日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分析网上骂人》。
此前不久，也有人因为“替富人说话”挨尽了一些网友的骂。7月23日，提交省十届人大常委会28次会议审议的《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因为觉得“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规定成倍提高缴费标准：违法多生育一个子女的，按照其上年度总收入的2倍至6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在民间舆论的一片欢呼声中，有评论不无担心地指出：重罚富人超生是迎合多数人暴力——这一说法，也被一些网民以“人体排放的某种气体”相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在7916名参与者中，有65.3％的人坦承，自己在看待一件事时，会因为当事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看法有所不同。
回到“重罚富人超生”上，反对的声音似乎在情在理：这种对富人的选择性重罚缺乏法律依据，也不是遏制超生最好的途径；“今天在重罚富人超生上，你是那个站在多数人队伍中欢呼的人，在这种多数人的暴力下，总有一天，你也会在某个问题上成为被剥夺和侵害的少数人。”
反对“重罚富人超生”也会挨骂，为茅于轼的话做了一个注脚。茅于轼说，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因为穷人是弱势群体，哪怕说错了，顶多是技术性错误；为富人说话则不同，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
在这次调查中，89.8％的人认为，社会中确实存在茅于轼先生所说的这种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的社会里，穷富之间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这道鸿沟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更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对立。可资佐证的一个例子是，普通汽车出车祸往往反响不大，但“宝马撞人”一定群情愤懑，甚至有人开玩笑，“奥拓车主打人是人民内部矛盾，宝马车主打人，那就是阶级矛盾。”
人们不满的，当然不是财富——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本次调查发现，尽管舆论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我就是想混进富人阵营里去净化他们。”有参与者开玩笑地说。
诚如他所言，富人的形象，目前确实不佳。本次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在若干个正面、负面词语中，选择三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富人，结果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0％），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
学者丁学良分析，之所以富人形象不佳，招致民众这么多的抱怨，是因为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以致人们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不是正正当当按法律和政策致富的，而是依靠特殊的关系、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这让那些没能先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不牢靠。
也有论者指出，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相反，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而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在富起来之后，很多人首先是通过炫富来获取世人的艳羡。
本次调查显示，91.2％的人认为，富人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调查同时显示，大多数人认为，更多社会责任并不意味着，违反法律、规定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
“隔阂与对立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而不是打倒。其中首要的，不是穷人要改变什么，而是富人要改变什么。”有参与调查者这样表示。（记者 唐勇林）
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首歌“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浪迹天涯……却永永远远也赶不上飞涨的房价。”这首《蜗牛的家》给美凝很大的动力，一度在“穷人越租房越穷”的情形下，咬紧牙关，奋力“抢”钱。终于，也算心愿得偿，却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坑”，掉到了另一个“坑”。穷人和富人的区别在于，穷人越欠债越穷，富人越欠钱越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只是看过猪跑和真的吃过猪肉有着本质的区别。就说这房奴吧，也是2006年的关键词了，说的人多，但未必都是房奴；有的是做不起房奴的“房奴”，有的是已经解放了的“房奴”，好像美凝这等正在水深火热中的“房奴”也就只有30%左右吧。就这么一小撮人就算是把“房奴”这个关键词都弄到了月球上，也不会有什么本质的改变。
Ifzal Ali）讲话
据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最新报告，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富人收入的增长快于穷人。尽管亚洲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不断拉大的生活水平差距已对亚洲的发展产生了威胁。
亚行年度旗舰统计报告《关键指标2007》显示，即使是在贫困率下降的情况下，穷人的境况仍远远落后于本地区的高速发展。报告还指出，在大部分亚洲发展中国家，分配的绝对不均等和相对不均等状况都上升了。所谓相对不均等，是与收入比例差值相关的，而绝对不均等则与收入数值差额相关。
据中国审计报报道，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近日应邀为国家广电总局作审计工作专题报告时称，目前中国财经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仍然比较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
李金华在报告中对政府审计的发展历史、目前中国审计工作的现状、取得的成绩、作用以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作了阐述。在谈到目前国家审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李金华指出，一是目前我国财经领域的违法违规问题仍然比较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守法成本大于违法成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损失浪费问题十分突出。他指出，损失浪费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贪污腐败还要严重，因此，大力开展效益审计十分必要；效益审计是世界各国审计的发展趋势，也是今后我国审计工作的重点。在审计工作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更要关注社会效益。三是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不相容的，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推动平民慈善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人人可慈善’的理念应该深入人心。”在3月31日于南开大学举行的“激发民情，呵护民心——平民慈善与慈善教育公众论坛”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指出。(4月3日《中国青年报》)
“人人慈善”，自然也包括“富人慈善”，可富人们为何总在慈善中缺位呢？中国并不缺少富豪，但慈善家的数量却很少。有资料显示，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内地富豪的捐赠不到15%，而且其中并没有有名的富豪，大部分仅属于有一点钱的“富人”。来自安徽省各慈善机构的信息显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的捐款却几乎为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最近说，“房子就应该为富人建，房子、车子、飞机都是为富人造的，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到处都是替穷人说话的，没有人替富人说话的，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
茅先生这些言论都在网上引来诸多批评。薛涌先生在其个人博客上的文章比较有代表性。薛涌批评茅于轼的第一论点就是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因此，仇富与中国穷挂钩不是真命题。
薛涌的观点除了紧抠一些旁枝末节外，笔者基本认同。笔者读了最近一篇《新财经》专访茅先生的文章，文章标题是：《我就是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茅先生乍看是有理的，很有迷惑性，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他所说的“替富人说话”的提法还是不合适。
茅一直说的“为穷人做事”，是指他1993年开始的山西吕梁地区“小额贷款扶贫”项目。他自己的说法是，“现在农民有钱贷，能帮他们脱贫，我感到很欣慰，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持续运转下去。”此外，许多报道也表明他出资开办一家有公益色彩的保姆学校。
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5月26日《IT时代周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优先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
茅于轼先生是我们大家敬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理论不免让人感觉很遗憾、很失望，这个“优先保护富人”理论让人疑窦丛生。
茅先生认为“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这话当然正确，但一个社会保持对富裕群体的警惕与审慎比“不可原罪企业家”更迫切。茅先生说：“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
我早就说过，茅于轼“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自以为两头讨好言论是必然挨骂的。因为茅先生这种言论，隐含着的正是他自以为摆脱掉了的“阶级斗争思维”。我估计，在茅先生的世界观里，这个世界上除了富人，就是穷人。而两者之间，假若不能充满兄弟情谊地和谐互爱，就只能是互相敌视。如果不是这样的世界观驱使，我很难想象茅先生会写出如下话语：“保护穷人是对的，错在反对富人。反对富人的结果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没有一个富人的穷人国。……保护富人是重要的，但如果不保护穷人，社会同样会陷入危机。因此，穷人和富人应该同样得到保护。”这是一种十分过时的黑白两分逻辑。
孙教授认为富人有钱（抵御堕落的资源），他们就可以抵御堕落的冲击，穷人没钱，面对一个坠落的社会，他们只能束手就擒，钱的多少在抵御坠落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观点，我实在是不敢苟同。今天，堕落的穷人有之，堕落的富人同样有之，穷人对穷人的残害有之，富人对穷人的残害同样有之，当富人用拥有的财富来残害穷人时，谁说富人没有堕落得更快？近来广州一些楼盘的业主委员会成员频频遭到袭击，据说都与富人有关，当富人用金钱来堕落的时候，只要看看那些无助的穷人，就知道谁堕落得更可怕了，孙教授还能说富人很伟大吗？
一个群体是否堕落，不能因为一二件事件就匆匆下定论，穷人这一群体，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真的还保留着足够高的精神高度，并非如孙教授所说，“我们经常说当社会在堕落时，造就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而穷人还保持了勤劳、朴实的本色，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
不少以穷人的名义制定的政策，穷人实际上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富人却搭了便车
搭便车指的是这么一种现象，即一些人在不付出成本，或是付出很小的成本的情况下，与别人一样，得到较大的利益。从直觉上来说，只有富人有车，穷人无车。因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穷人搭富人的便车，为何要提出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公共政策上，不乏富人以及中产人士搭穷人的便车的现象。很多以穷人的名义来制定的政策，但是穷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而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香港的汽油价格是我们的三倍不说。印度的人均GDP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它汽油的价格是我们的两倍。但是我们的汽油不能提价，为什么？只要汽油提价，说是穷人负担不起，总是拿出租车司机来说事。但实际上在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不是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这就是一种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假如不让富人搭穷人的便车，该怎样直接地补助穷人？不回答这个问题，最终可能导致富人搭不成便车，穷人原来的“车”也没有了。当下，要不让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必须先解决好两个问题——确定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水岭，以及如何让穷人得到的补助“货真价实”，不被雁过拔毛。
在日本感受平和心态：“富人”不以炫耀奢华为乐
在日本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速运转的国家里，紧张忙碌的人们大多保持着踏实、朴素的平和心境，这种良好的心态给日本社会增添了和谐发展的动力。
心态平和，作风自然朴素。在日本，有能力享受奢侈生活的人不少，但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真实感受，并不以炫耀奢华为乐。所谓的“富人”也不事张扬，避免出风头，他们走出豪华轿车后，会向侍者点头致意，住在高档酒店，也会礼貌地和打扫房间的老太太打招呼。
街头宣传和电视广告，无论房地产还是名贵商品，绝少出现“尊邸”、“豪门”或“王朝”之类高高在上、让人感到压迫的字眼儿，大多是贴近民心、生活气息很浓的场景或画面。
在一些档次很高的酒店里，常常能看到掉了漆的桌椅板凳，虽然陈旧，但是不影响使用。日本人做宣传材料，经常是在黑白文本上贴几张照片，节省了印刷彩页的费用。
日本人的平和心态也体现为全神贯注做事的专业状态。警察会蹲在车窗边给坐在车里的司机开罚单；出席活动的嘉宾会谢绝专车接送，自己坐公交车前往；摄影记者采访某个活动，如果位置有限，一定会排队或抽签，单独在公共场所拍照时也会戴上印有单位名称的袖标。
日本小孩子的理想也大多朴实。他们会说想当护士，想开双层巴士，想做面点师，理想也许不够“远大”，但脚踏实地的风格和为社会服务的理想折射出家庭教育的取向和成人社会的价值观。
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让日本人生活在相对和谐的氛围里，同时也共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诚信让人抛开戒心，礼貌让人免去烦心，秩序让人不必有守规矩会吃亏的担心。日本人很忙、很累，但是有他们自己那一份踏实和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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