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8月，正是暑期的快乐时光。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讲，假期早已不是休息的唯一代名词。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把考研培训教室、图书馆自习室等占得满满当当，手快的准毕业生们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求职准备。临近9月，紧张的空气像京城的湿度一样膨胀的厉害。

　　回顾7月，教育界的两大事件把“第一学历”的概念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据《北京考试报》消息，北京大学2008年计划招收4300名硕士研究生，接收校内外推荐免试研究生比例将增加7%，理工科院系接收“推免生”比例在50%至80%，其他院系一般不低于50%。北大保研“压倒”考研事件不免让很多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增加了压力。

    此外，用人单位选拔人才时除了看中硕士、博士的最高学历外，还逐渐看重应聘者的“第一学历”——高中毕业后参加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被某一学校录取，经修业期满所取得的文凭。

    招聘会上，“211”、“985”的字样也被摆上了用人单位的招聘台面，本科非“211”院校的毕业生甚至遭到了冷遇。

　　大学毕业生遭遇“等级门槛”的现状日益明显。过去，人们只习惯把大学分为重点与非重点两类，而现在则有了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省市重点院校、地区性大学、非正规学院等区别。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蓝劲松表示，我国高校呈典型金字塔形:处在塔尖上的是“985工程”的大学，是教育部于1998年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决定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其中又以清华、北大为“第一梯队”。

    从塔尖往下就是“211工程”大学，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由于“211工程”所需建设资金采取国家、部门、地方和高等学校共同筹集的方式解决，为了公平地调动地方积极性，全国各省不一定有重点大学，但都有211工程大学。

　　所有层次的划分无不涉及到高校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表示，除了这些工程的划分外，还有如副部级、正厅级大学的划分——中国大学行政化色彩越来越重。这些等级的存在，使高校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而用高校的划分手段来划分学生水平，其科学性值得置疑。记者采访的多数学者表示，将学生按照高校“等级”划分是人才选拔过程中的“歧视”表现之一。

    “歧视”现象一般不会公开化，很多“标准”是心照不宣的，有意无意间存在于招生、就业等社会活动中。

    “歧视”无法避免，但是改变别人难，唯有改变自己。首先要拼搏，能进入好的大学深造仍是件好事情，毕竟“舞台”大了很多。其次，每个人的优势不同，关键是能找到优势并得以发挥:结合个人爱好，做自己能做且比别人做得好的事情。　

　　虽然耳闻北大“保研”压倒“考研”事件，但是备考研究生的学生们热情依然高涨，甚至高过往年。在京参加考研辅导班的重庆工商大学学生赵晟认为，无论考研之前的学历背景如何，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得到回报。在赵晟考研班的同学中，就有不少“三本”的学生。他们一入大学校门起就目标考研。

　　不过，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蓝劲松表示，研招环节中，确实或多或少会存在着“门槛”的概念。

    比如，有的导师会认为好学校的学生好“带”，因此重点高校中的不少教师都愿意招收自己的本科生读研。

    另外，教师中也不乏“名校情节”。毕竟大学毕业生都是由应试教育选拔上来的，虽然高考制度屡受争议，但目前来看，通过高考选拔人才是相对公平的办法。研招无法在短时间内确定一个人，因此用学历的门槛来筛选人才比较保险。

　　“等级门槛”

　　反映高校毕业生水平下降

　　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后，大学生毕业人数骤然增加，与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不协调。提升招生、招聘门槛，一方面反映了人多的水涨船高。同时，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高校教学水平下降的现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表示，一般院校毕业生可以承担的工作，现在看来不行了，就要选择名校毕业生，“素质好一点。”

　　通过高校的“等级门槛”限制研招工作，张教授认为是一种歧视。但是，现实中也存在高分考研生综合素质不佳的情况。这些学生从进入本科时起就开始准备考研，完全是应试教育带来的问题，也是考研机制的问题:高校研招基本没有能力测试，无法判断考生的研究水平；学界也没有统一的学术评估机制。考研变成了高考:统一出题、统一判卷，这样的研究生招生“选拔”出了很多并没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来。

　　此外，名校学生的素质也在下降。张教授说，这不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前的教学水平高，只能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更糟。以前，高校教师没有现在这么功利，高校内多少存有一些自由讨论的学术氛围，但现在已经荡然无存。教师现在对教学不上心，重科研轻教学的做法也是高校的教师评估体系造成的。

　　“等级门槛”

　　成为招聘的隐性“歧视”

　　对于学历背景等求职过程中的门槛，北京东方慧博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大元认为，虽然大学生就业难、面临门槛增加的现状可以从经济活动的本质和基本规律角度得以解释，但人们更愿意也更习惯将其与“歧视”一词挂钩。

　　由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领导的中国政法大学反就业歧视课题组，在十大城市所做调查中，85.5%的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其中认为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占58%。就业歧视的存在不仅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学生自身及其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冲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其实，不管是商品市场还是人才市场，从根本上看，所有出现的问题都是市场规律的作用和机制。如果我们把大学毕业生作为与经济活动紧密相关的一种特殊生产要素看待，出现的问题主要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改变了供需的关系，打破了一种平衡，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就是大家所说的就业“歧视”。

　　除了年龄、性别、户籍等表象因素带来的“歧视”外，学历层次、所学专业、毕业院校、在学校期间的学生工作情况、社会实践经验、敬业精神、团队意识、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等深层次的因素更加具有隐蔽性，也可说是种“歧视”。

　　“等级门槛”

　　根源在高校体制问题

　　高校的过速扩招、曾经“风靡”的大学合并、大学城的建设等，反映了我国高校“一窝蜂”现象较为严重。一些本有自己特色的专业院校却应市场需求开放了外语系等“通用专业”，而教学质量、教师队伍等又不能得到很好的匹配。有业内人士表示，高校毕业生已经进入了人才市场，但是所谓的教育市场并没有进入到市场竞争中来。高校纷纷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做法，如果学生的专业特点强，就不会发愁就业问题，但对通用专业的学生就无疑会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就业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认为，研招、企业招聘中高校“等级门槛”的产生不能责怪社会，而是高校本身内部体制的问题，体制内的不平等引发了社会上的种种歧视。顾海兵建议，高教应该建有高校联合会、职业学院联合会、教授协会、教师联合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教育体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就不会有歧视社区学院毕业生的问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蓝劲松提出，高校改革，主要来自外部，政府最为重要。目前，我国高校体制较为死板，学校自主权不大，政治体制明显。其实，各高校在教学、科研、后勤、就业服务等各方面都应该有自己的差异化做法。如教学要与就业挂钩，就业不仅考虑就业率，更应该考虑就业质量。（本报记者 王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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