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新京报
深圳百余名低收入外来工日前联名向当地多家媒体寄出求助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打工者的迫切要求》，发出自己的心声——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上调至少20%.他们认为，深圳制定最低工资的时候应该有个听证会，应该邀请打工者参加。（8月7日《南方都市报》）
在当前这一轮价格普涨的过程中，城市外来工无疑是痛感最为明显的人群之一。
对低收入者和弱势人群进行各种有效的物价补贴，保障其生活质量不至于严重下降，是政府应尽的“托底”责任。但在当前户籍制度下，这些外来工因为不是“市民”，很难享受到打工地政府的物价补贴。如果老板不给他们涨工资，那么他们就只能独自消化物价上涨带来的沉重生活压力。
迫于生存压力，外来工自然会有强烈的加薪愿望。那点微薄的工资，那是他们全部的希望所在。而他们工资的上涨，不能冀望于老板的仁慈，他们也缺乏同资方进行博弈的资本和代理人，于是他们只能冀望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外来工这样的弱势群体意义重大，因为那往往就是老板愿意开给他们的最高工资。
可以想象，当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对于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轻飘飘地做出“调整不一定就代表上调，保持不变或者下调也是调整”的回应时，外来工内心会有多么恐惧和失望——“如果工资保持不变或者降低的话，我们这些打工者每月仅靠几百块怎么生活？”
但是，他们的恐惧和失望该向谁去诉说呢？谁应“代言”他们的加薪要求呢？于是他们联名向媒体寄去了求助信。
每到这样的时候，公众都会发出“工会在哪里”的疑问。因为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乃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
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地方的工会为外来工做的并不多。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工会的“行政化”倾向，让正常的利益诉求缺乏充分表达的渠道，导致一些外来工采取“跳楼秀”之类吸引眼球的手段以表达合法的利益诉求，或者向媒体寄去求助信以奢望获得社会的怜悯。
其实，将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上涨幅度形成联动机制，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履行“托底”责任的应有之义。
因此，无论是外来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是要求参与制定最低工资标准，都是非常合理的利益诉求，关键是他们缺少一个尽职尽责的利益代言人——这也是外来打工者屡有抱怨的“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怪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舒圣祥）
周春秀３年前从江西到北京打工，一直在不同的餐馆当服务员。３年前，她在丰台的一家餐馆拿的第一份工资是４００元，在换了好几家餐馆之后，如今的工资还是不到５００元。“几年了，工资就像‘焊’住了。我的几个老乡有做保安的、搞建筑的，情况也差不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除了涨工资的期盼外，农民工现在还有享受城市居民低保政策和摆脱‘农民工’身份符号的渴望。”即将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黄泰康说，“今年两会，我想就提高农民工待遇、保护农民工权益问题提出议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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