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强国博客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则是社会良知的生命。假新闻比谋财害命更可怕，它直接毁灭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破坏诚信的最后底线。因采访不深入而导致报道失实或出现偏差，尚且影响恶劣（比如“香蕉致癌”、“高露洁牙膏致癌”），那么记者亲自导演、摆拍、制作虚假新闻，电视媒体未经核实而播出假新闻，就等于在社会诚信领域施放了“核武器”，所造成的核污染是巨大的，甚至在短期内都是难以清除的。
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的有关“纸箱馅包子”的假新闻，看起来是一个偶然事件，其实暴露了新闻界的深层次的弊病。我们除了对新闻造假的记者予以谴责和对媒体表示遗憾以外，还要思考一下其中隐含的意义。目前，社会舆论对此已经有了多种解释，比如有声讨“唯收视率”的，有批评电视台拿“临时工”说事的（这不禁让人想起被山西煤矿主打死的无正式记者证的“聘用记者”），也有借题发挥怀疑一切的。但是，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还没有触及，如果我们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讨论，或许更能看到本质。
首先是新闻界“三项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闻职业精神与道德教育）的实际成效到底如何？是不是风过无痕？为什么教育活动进行了几年还出现假新闻？可见新闻队伍的素质确实不是通过声势浩大的教育活动就可以提高的。千里大堤，溃于一穴。对于可能的漏洞若是只在洪水来临时突击检查，那就晚了。水利建设要靠质量取胜，必须平时就防止豆腐渣工程；那么新闻队伍在人员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不用严格的制度管人（不管是哪一种用工形式的人），那还不“按起葫芦浮起瓢”？以前，新闻单位进人是必须有政审（考查）这一关的，而现在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由于频道扩张不得不大量用人，结果萝卜快了不洗泥，电视台成为梁山水泊，各路人马（包括来历不明的人）大聚集，有些还是“新兵”就拉上前线去“打仗”，几乎就没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无论是临时聘用的“打工记者”还是固定员工，如果靠单纯业务思想干新闻或者仅以新闻谋生，把新闻界当成名利场，丝毫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对新闻的敬畏之心，那么迟早要把新闻毁得体无完肤的。责任意识既要靠教育，更重要的是要靠一套严谨的制度来杜绝任何假新闻。比如新闻的选题关、采访关、审查关、播出（发表）关，层层把关，假新闻出笼肯定要闯过这么多关，把关不严只能说明某些“把关人”的政治水平与新闻水平值得怀疑，同时制度上也存在缺陷。
世界上最神圣的制度是“法制”，可是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曾经酝酿的《新闻法》至今仍然难产。既然“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什么一部意义重大的《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理论学术界已经强烈呼吁了多年，却不知何故没有任何实际进展。其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法》并不矛盾，党性原则与法律原则是完全能够统一起来的。法律是准绳，是尺度，是行为规范，谁违反了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也应该是新闻的基本精神。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滥用权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同时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总之，媒体监督社会，而法律监督媒体，我们的社会诚信度才能够得以提升和维护。
诚然，“假新闻”与媒体市场化的趋势也有内在联系。在新闻雷同现象越来越严重之际，一些媒体就不择手段地靠杜撰“独家新闻”来争夺眼球、扩大影响，不惜玩火自焚。由于新闻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传播规律，一条耸人听闻的爆炸性的非常报道极有可能“一炮打响”。这就是典型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西方新闻价值观。“肉包子”不是新闻，“纸包子”就成了新闻。没有真实的“纸包子”，记者就亲自导演、制作并进行虚假报道，为新闻界提供了难得的西方新闻价值观又一反面教材。我相信，《纸做的包子》这一虚假报道必将作为新闻界的丑闻而载入新闻史，让新闻理论研究者和新闻从业者长期“鉴赏”和引以为戒。不用说，訾大记者等人极有可能“遗臭万年”，与“流芳百世”的范长江、邹韬奋、斯诺等真正代表新闻公平正义的人士形成鲜明的对照。
另外，新闻界是否存在“唯心主义”倾向？在新闻哲学上要不要反思？值得探讨！
最后，我还要指出“新闻无学”论调的危害，因为假新闻的出笼一方面似乎印证了新闻无学，新闻可以胡乱作假，哪还谈得上什么学问？另一方面它亵渎了新闻的专业精神，阿猫阿狗都可以混迹于新闻界，甚至连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都不知道，这样的新闻队伍难道是值得尊敬的吗？所以，不是新闻无学，而是一些所谓的“新闻人”无学！当新闻媒体仅仅被当作“就业”吃饭的经济实体时，那是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制造出来的，至于社会诚信与良知，统统都成了纸做的包子！呜呼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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