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金融网
“高考奇才”和“零分考生”频出，中国教育怎么了?
第一位牛人是曾先后考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却都因迷恋上网而被退学，2007年参加高考又考得高分，被媒体称为“高考奇才”。昨日，南充高考考生张非参加高考一事尘埃落定：张非今年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录取。
张非填报的北大心理学专业，对为何最终到了清华，张非母亲祝女士称，在最后时刻决定填志愿时，家长和老师都觉得张非性格有点内向，不适宜读心理学。在谈到张非近况时，此前深感疲惫和痛苦的祝女士流露出一丝欣慰。她表示，经过考后这一段时间的磨练，加之有“中国网络戒毒第一人”的陶宏开教授的悉心帮助，张非较以前已有了不小变化。最近基本上都在家里呆着，很少去上网打游戏了。
对下一步张非如何适应新的生活，祝女士说，还是有点茫然。家长不可能到北京去陪读，人生的路还得靠他自己去走，只是希望他经过这几次的折腾后能够醒悟过来。
另一位老考生也够牛的，四次考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牌大学，三次被勒令退学。而后再参加高考复习几个月必中名校。这个看上去很牛很牛的学生是湖北罗田的周剑。
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经历，他们似乎都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因为迷恋网络而屡遭退学的大学生，另一个每次高考必中名校的“高考奇才”。一时间，这两位传奇人物的出现打乱了我们的思路，让我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高考，审视我们的教育体制。
想来在一些即将面临高考而日夜奋战的高中生眼里，张非、周剑无疑会成为他们的偶像，不管最后的结局如何，能够轻轻松松踏入名校之门还是当下最要紧的大事；而对于他们昔日的同学来说，他们又无疑是个异类，是智商颇高而情商偏低的学生。在整个大学以混日子为主要特色的大环境下，在有很更多比张非和周剑玩得疯却依旧顺利毕业的师兄们看来，这种结局无疑是周剑不识时务的表现。
能够四次考入名校，却非常人所能做到，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了。但出现这么一个“高考奇才”却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丝毫的轻松，反而使每个人都多少有些想法。
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些极端案例的背后，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为了一张文凭必须屡败屡战
每一个从大学校园里面走出来的天之骄子们都会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毕业了，找工作变得尤其艰难，想想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派上用场的着实不多。想想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宿舍里是逃课打游戏的狂人，树林里是海誓山盟的恋人，课堂上是抓紧睡觉的闲人……太多的媒体和信息告诉我们，上了大学的学生们变了，变得不用功了，变得没有上进心了。可是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是什么？不可否认，从高中进入大学，随着学业的相对轻松和管理的相对宽松，一部分学生变得放纵起来，不思进取，没有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致使很多曾经的好学生沦落到不及格的地步。
但是细想一下，这又何尝不是学校教育的责任呢？作为培养高等人才的大学，没有去考虑社会的发展，市场的需要，一味关门来授课，造成知识与现实需要的严重脱节，学生们会有多大的兴趣去忍受这种课堂？更有一些老师教授，没有最起码的责任心，只管上课讲的天花乱坠，从来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如何，长此以往，又有多少人能克制自己不去梦游？
再来想一下，作为“高考奇才”的他们，为什么在三番两次的遭遇退学后，却又一次一次的参加高考？既然成功毕业变得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要低三下四的走进大学校门，成为教育的牺牲品？说白了就是一纸文凭。不知从何时起，文凭变得重要了，变得非常重要了，变得最重要了，成为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唯一砝码。君不见有多少动手能力很强，却没有一纸文凭的毕业者们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又有多少公司企业通过硬性的文凭门槛拦住一批批的求职者？现实如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什么学生会削尖了脑袋往大学里钻。只要能够上了大学，能够成功毕业，学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怀揣一纸文凭走天下。想来张非和周剑两位同学想要的，也就是这张薄薄的纸吧。
应试教育的大行其道与素质教育的尴尬
如果社会的大环境能够有那么一些宽容的话，如果人们的目光没有那么势力的话，相信情况会比我们见到的要好得多。素质教育喊了几十年了，为什么还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看看我们的高考，几年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要推行素质教育了，所以我们要眼光放得宽一些，所以我们又在考试科目里增加了生物，增加了地理，甚至顺应时事得增加了一些当下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素质教育有没有改善呢？不能不很失望的告诉大家，没有！教育的体制没有彻底的变革，增加的科目再多也无济于事，只是徒增了学生的学习压力罢了，对于他们来说，升学就是唯一目的，让他们谈兴趣简直就是奢望。
抛开高考不谈，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就要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兴趣班，但又有几个能够真正将其作为兴趣？别人学，我们也要学，负责就要落后。何况家长还有自己的私心呢，有了所谓的特长，升学时就可以减免一些分数，即使给孩子多花了钱，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有时候看到小学生个个急匆匆的脚步，都让人感到可怜，他们没有童年，至少没有一个完整的童年。
这两个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都显得游刃有余的“高考奇才”，为何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屡屡受挫？他们的遭遇，其实折射了中学的应试教育之痛。
众所周知，大学的教育与中学教育一个完全不同的区别就在于，大学教育是注重素质的教育，一个人要想在大学学习中取得成功的表现，要得益于他（她）各方面的综合体现，特别是非智力因素。比如学习的自觉性、学习的方法、和别人的相处之道等等。然而，这些在中学教育中却显得可有可无，因为一切都有教师事先安排好，即使你不自觉学习，也会有教师整天盯着你逼着你。毋庸讳言，我们的中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试教育，是围着高考转的应试教育。
一个在应试教育中活得很“滋润”的学生，他在素质教育中就可能是个“低能儿”。这好比是一个圈养惯了的动物一下子变成放养了，它就很难适应，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
中学教育搞成应试教育，是由不得中学作主的，他们也是无奈地过着“糟糕”的日子。社会对一所中学的最直接的评价，就是考上大学的比率，就是考上重点大学的人数。当一所中学在高考面前败北的时候，他们无论以前做过什么，都显得无关重要。这“一票否决”就逼着中学跟着高考走，逼着他们必须在高考中取胜，否则无法生存。于是，中学就在一天接一天地培养着“高考奇才”，这样的人多了，学校就会红火起来，至于他们到了大学以后会如何，会不会从“精英”降低到“平庸”，则不是中学教育所要考虑的。
张非、周剑的遭遇无疑是个悲哀，是我们社会的无奈。尽管高考的试卷每年都在或多或少的改变，但大体上还是将中学教育圈在“应试教育”的范畴，还是要让中学教育将“智”摆放在首位，还是让中学教育变成“学习成绩”之俊遮盖了百丑。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必须能力，诸如协调能力、人格魅力、社会责任心、抗挫能力等等都无法在高考中得到有效体现。学生一旦脱离了应试教育环境，涉足复杂社会，总会出现各种“不适应症”。
高考难道就不能变得使中学教育远离应试教育？像美国的高考就很重视社会实践。这样使得中学教育变得和大学教育很接近。
“高考奇才”遭遇折射中学应试教育之痛，不知要“痛”到几时？
“零分考生”同样无情地揭露了高考之弊？
单就高考而言，中国教育之怪现状里，与“高考奇才”对应的是“零分考生”。老师眼中“不用炸就能出油的老油条”；好友口里“傻里傻气”的家伙；琢磨着“把海水变成淡水”、“开发一种软件监视腐败分子”的孩子——湖南中学生陈圣章在高考考试中4门故意考零分。之所以故意考零分，源于陈圣章“要以这种最激烈的方式表达对应试教育、对高考的强烈抗议”。
无独有偶，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南女孩蒋多多同样以自决于高考的方式表达她对高考制度的愤慨。面对这些忧愤不已的孩子，我们该当喜耶悲耶？恰当的判断无疑是恍惚和艰难的。
值得一提的是，蒋多多和陈圣章同样都是那种学习不好、无法金榜题名而又自认才华横溢的学生。以此为背景，我们当然可以这么来理解，即他们的激烈和不管不顾，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通过高考不能证明自己才华情况下的鱼死网破。这个时候，高考制度中的痼疾俨然是被他们信手拈来，掩饰自己学业失败的替罪羊。
这样的理解似乎也有其道理，但事情也绝非如此简单。
对高考满怀愤懑的绝不仅仅只是像蒋多多和陈圣章这样的学习不好的学生，那些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好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换言之，这是一种集体性敌视，区别仅在于有些人爆发了，有些人被压抑了而已。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在提倡学生们都以“故意考零分”来对抗高考体制。我们要的显然是一种“制度性对抗”——以制度来对抗制度，以素质高考驱散应试高考的魅影。但悲哀之处在于，“制度性对抗”本身又是一个充满悖谬的词汇，因为高考制度的惯性仍然是巨大的。
去年故意考零分的是蒋多多，今年是陈圣章，来年是否又有人如法炮制我们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对于他们的“零分”，我们绝不能视其为非理性和幼稚之举，须知，纠结于这种“非理性”和“幼稚”之中的是无尽的怅惘，甚至还有无处倾诉的心酸。只有高考真正公平、正义起来，素质教育真的能大行其道，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掘每个学生的特长，这样才能杜绝“故意零分”的考生。
以零分的极端方式来否定高考是陈圣章、蒋多多的用意，这些零分考生疑似反应试英雄，对时高考制迎头棒喝。
面对越来越多的“高考奇才”和“零分考生”，我们必须承认高考需要改革，应试教育的模式需要反思。尽管，“高考奇才”和“零分考生”的表现可以引发人们对高考弊端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不能上升到否定高考作用的程度。
当千万考生争先恐后地在独木桥上拥挤时，陈圣章、蒋多多反其道而行之，不无洒脱地故意考零分；当莘莘学子为高考夜不能寐战战兢兢时，张非、周剑他们却把大学校门当成了自家的大门，随便进出；他们无疑会赢得一些掌声和感慨，而他们对高考制度改革会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到一些省市重点中学，学校的校长、书记、教导主任对我说“我们在对上汇报、对外宣传还是要讲我们的素质教育搞得如何如何好。譬如开了什么课，搞了什么活动之类。但我们实实在在干的是应试教育”。教师坦然承认：“我们都是挂在应试教育列车上的一节车厢，不跑也得跑”。校长和老师讲得很坦率。
社会舆论和家长们讲得就更明确，他们会举出自己孩子所受的应试教育的种种折磨。可为了孩子，家长又不得违心地去跟应试教育跑。家长和孩子都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我至今没有听到一位家长赞颂当今的教育是素质教育，相反，讲起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乱收费等现象，都非常愤慨。
我想不明白的是：当今应试教育制度，在全国老百姓心目中，已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正式讲话中，在下达的文件中，却没有提过改变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之类的话。
这几年，教育主管部门的确下达过不少文件，诸如“五不准，不准双休日加课，不准加重学生负担…”但不讲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也下达过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甚至具体到提倡跳集体舞等措施。但文件不分析学生们为什么会体质下降，为什么不能体育锻炼的原因，就是不提“应试教育”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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