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看一次病挂号19次的反思
王 毅 作者文集
同一个医生看一次病，患者竟然挂了１９次号，医生也开出１９张处方。这是发生在福州市第四医院的一件怪事。院方称，卫生部对每张处方的药量期限有限制，此举是为了方便患者。（新华网7月8日报道）
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每每出台新政，总会遭遇到地方有针对性的抵制。在笔者看来，患者看一次病，竟然要挂19次号，就是地方对抗中央政策的一个缩影。
卫生部等部门出台限制“大处方”的政策，是为了遏制医院专开好药贵药的问题，降低百姓看病成本。但对于一些医院来说，卫生部限制“大处方”的政策，无疑是断绝了他们的利益来源。采取变通的方式，通过将大处方化整为零的方式让病人最终付出与大处方一样的高昂成本，就成为一部分无良医院的变通之策。
中央政策每每出台之后，便会遭遇到地方带有针对性的抵制，原因就在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些医院为了创收，为了部门利益最大化，已经不惜牺牲患者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甘愿成为金钱的奴仆。拜金主义的盛行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让中央的政策在落地之始，便失去了效应。
当然，类似于福州这家医院看一次病让病患挂19次号的个例过于极端，也过于显性，一旦被披露，那么必将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惩。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当事医生刘福生已经被暂停医师处方权，而且福州市卫生局也介入了此事。
但同时也应注意，除了这起极为恶劣的个例之外，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的确还存在着手段更为巧妙的应对禁开大处方的对策，比如让患者看一次病挂两次号，就显得隐蔽得多，而且也不容易被患者联想到更多的内容。
针对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又如何呢？10年23次药品降价，但药一降价，便遭遇降价死；大处方不能开，便化整为零，分兵突进。应该说，这些对策严重干扰了中央政策的贯彻与落实。由此可见，仅仅出台新政，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有关部门还必须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对敢于在实践中采取种种变通之术的个人与单位，予以严厉的惩处，惟此，才会让中央的惠民政策真正让老百姓尝到实惠。
６月８日，一位吴姓患者在家属陪同下到福州市第四医院精神科就诊，接诊医生刘福生给她挂了１９次号，开出多达１９张的处方单，累计金额１０００多元。
记者从福州市第四医院了解到，刘福生是医院的退休返聘医生，职称是主任医师，今年已７０多岁，从业近５０年，擅长精神医学，是福建精神科学界的知名专家。
刘福生在一份向福州市卫生局反馈的材料中称：病人吴某系精神分裂症，根据病情适合“再普乐”治疗，此药费用较高，１９次挂号处方，其中１１张处方开了“再普乐”，８张处方中开了安坦、双益平等４种药物，还包括部分中成药，系病人家属要求用中药配合治疗。
医疗服务罪状一 -----同病不同价 能差300多倍
从各医院对“感冒”治疗的费用比较看，公立医院平均67.1元，最高672元，最低2元，竟相差300多倍；私立医院平均48.6元，最高200元，最低4.5元。
各医院对“胃痛”治疗的费用，公立医院平均97.74元，最高334元，最低5.8元；私立医院平均27.51元，最高50.6元，最低13.2元。
以上结果还显示，公立医院的平均治疗费用比私立医院还高。
看病难 难在“两头”
全国政协委员、原新疆医科大学一附院副院长阿达来提·阿合买提江认为，群众反映的看病难其实主要难在“两头”——偏远农村地区和大城市、大医院看病难。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郭新志说，看病难的呼声之所以强烈，主要原因并非我国医疗资源“贫血”，而在于资源配置不均导致的结构性“失调”。
郭新志告诉记者，城市医疗卫生机构重叠，有的城市卫生资源还相对过剩；而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医疗资源缺乏，服务功能不全。据统计，城市占据了８０％的医疗资源，农村仅占２０％；而在城市里，大医院又占据了８０％的医疗资源。
“有限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导致群众不论是患大病还是小病都希望到大医院找名医看，城市基层医院和社区医疗单位则少人问津。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拥挤不堪；小医院服务不足，大医院负荷过重。”全国政协委员许钊说，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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