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7日  新京报
   

    针对教育应试化难以遏制的状况，教育部前部长何东昌上书中央领导，希望全社会来关注“素质教育”。（6月26日《中国青年报》）没人不说“素质教育”是个“好孩子”，早在《汉书·李寻传》里就有“马不伏枥，不可以趋远；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的说法。1999年6月，中央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但从“素质教育”大张旗鼓的上个世纪末到今天，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好孩子”在基础教育领域“不被待见”的现实。 

　　教育部前部长何东昌先生的呼吁勇敢而真诚，但我以为“素质教育”的尴尬决不是骂几声“应试教育”就解决得了的，不是打倒了“应试教育”后“素质教育”就名正言顺了。 

　　作为一个基础教育一线的年轻教师，我也厌倦并反感于教育应试化后的极端工具理性主张，但情绪化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应试”是教育自身的程序逻辑，天生没有善恶的标签，以“应试教育”原罪的心态探讨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无异于缘木求鱼。“素质教育”雷声大雨点小，根源恰恰在于这个“好孩子”没有“户口”：素质教育既然能在很多地方的基础教育实践中轻松被异化、被屏蔽，说明素质教育还没有形成一种体制内的刚性力量，还缺乏稳定的执行力和效益预期。而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教育自觉之上的素质教育，结果往往是“高开高走”，在很多地方成为停留在纸面上形式主义的口号。 

　　反过来想想“应试教育”之“硬”，我们就能明白“素质教育”之“软”：应试教育有传统而成型的教育模式去沿袭，素质教育空有理论繁华表象，缺乏有效而可操作性的模式；对教育者而言，应试教育有一整套利益相关机制来约束和规范，譬如高考成绩可能与奖金津贴、职称关联，而素质教育却与教育评价、教育资源配置等严重脱节，缺乏实践动力；对受教育者而言，应试教育是一种功利倾向明确的前程教育，兑现直接，而素质教育一开始就有“超功利”的错误定位。 

　　不要怪应试教育名正言顺，而应反思素质教育这个“好孩子”为何常年领不到一个体制化的“户口”。也许，除了制度设计的乏力外，过于超然、过于对立于应试教育的自我标榜本身就注定了今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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