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中的奇珍异宝往往被人称道，其实除了珍宝之外，故宫中还存留着各地进贡和造办处制造的佛像。由于保存条件有限，大量佛像与所装供的供龛被分开保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佛龛的艺术价值逐渐凸显，连连在拍卖中创下佳绩，成为收藏家的新宠。记者近日走访了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何芳之后发现，佛龛并非只是个“盒子”那样简单，其精致的样式，甚至可以“装”下整个江山。

皇族与佛学的不解之缘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不少皇帝与佛教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其中，皇帝们的出家在后人眼里充满了传奇色彩，广为传诵，在历史的星空中璀璨若星。

纵观古今，当年释迦佛祖舍王位出家，广宣佛法；大清顺治弃皇位而入空门扑朔迷离，明太祖朱洪武（朱元璋）青年时在皇觉寺出家为沙弥；唐朝武则天在感业寺削发为尼；唐宣宗为避武宗的追杀，隐居寺院出家为僧；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明建文帝为避燕王之难，在寿佛寺出家，法名应能……这些引人入胜的历史传奇为佛教平添不少神秘色彩。

皇帝们还俗登基后，对佛教愈发青睐有加。宣宗即位后，为报答黄檗希运禅师之恩，赐封其为断际禅师；武则天登位后，尊崇佛教，封华严宗法藏、北宗神秀为国师，六祖惠能大师也深受其礼敬。她不仅撰写了著名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还修建了被称为瑰宝的敦煌石窟和龙门石窟等佛教胜地，大兴佛事。

其中，以顺治皇帝的出家，因与董鄂妃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相关，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和传奇动人，引得后人写下不少野史和小说。后世传言最多的是，顺治皇帝因深深宠爱的董鄂妃之死而悲观厌世，万念俱灰，从而生起遁入空门之念，前往五台山出家为僧的。在《顺治皇帝御制董后行状》、《清实录》、《清史稿》、《茚溪语录》等史籍中，均可见顺治皇帝曾有意为僧，却出家未遂的记载。但后人多以顺治皇帝出家一说较为可信。由于皇家与佛学的不解之缘，故宫中大量佛像和供龛的存在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源于建筑又精于建筑

《说文》记载，“龛”在古时并没有后来的含义，汉扬雄著《方言》四称：“龛，受也。”即容纳、盛受之意。佛教传入中国后，龛又指掘凿岩崖为室，安置佛像，即供龛。在我国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中均能见到。此后，又出现了将石、木或其他材料做成橱子形小阁供奉佛像，但大都是与佛堂建筑同期进行，尺寸上有一定规范的较大佛龛。而在故宫中，独立于建筑主体之外，可随时拆迁并与佛像有多种组合关系的小型供龛，则在数量、样式和艺术特征上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佛龛。

何芳指出，自元代起，皇室达官就曾于北京城内竞修梵刹，思结善缘。在热衷于信奉藏传佛教的清宫内外更是遍布着数以百计的小佛堂，供奉着藏传佛教庞大教义体系中的众多尊神。随着寺庙的大肆维修和新建，清宫的造像活动也达到极盛，与此同时，藏区各地络绎不绝地将大量印度古佛等作为贡品进献朝廷，从而带来了佛龛这一重要的佛堂陈设的需求量骤然增长。皇帝专用的养心殿及养性殿仙楼佛堂是原本宽大的殿堂分割成的狭小空间，成为皇帝修炼密宗的场所。此类佛堂因空间优先，不需布设较大的佛像，因此常见各种小型银制佛窝，或层层供奉大小佛像。

清宫还有专门供奉佛教的大佛堂，如中正殿、佛日楼、梵华楼，也有随各宫殿而特设的小佛堂、佛龛及佛像。皇帝每天早晚进佛堂烧香，每月初一还要读佛经，并到各殿神佛前拈香。在内庭各主要宫殿里设有佛像、佛龛，皇帝们亲自到佛供前读佛经，拈香行礼，以示对佛教的尊崇。这样，高大空旷的殿堂就需要大量特制的供龛来营造宗教氛围。于是，佛龛便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和精美面貌出现在清宫佛堂中，并逐渐由建筑整体的一部分变成一个自我完善的门类。

制作需皇帝亲自监督

何芳介绍，乾隆时期，承做供龛的事项主要记录在《活计档》的“金玉作”、“匣裱作”、“油木作”、“广木作”、“珐琅作”及“如意馆”等档案中。尽管雍正时期档案中已有大量制龛活动的记载，但现存实务并不多见。目前，故宫中珍存的供龛多属乾隆时所作，样式和装饰内容融汇满、蒙、汉、藏宗教和生活中众多艺术元素。据乾隆年间档案的记载可知，宫中佛龛制作遵循着传统的审定方式。

当内务府官员将佛像及供龛呈皇帝时，皇帝首先会降旨将“法身梅洗，开脸，像染青发”，然后让造办处为佛像配龛，然后让如意馆或中正殿按皇帝意图绘画纸样，贵重的金银质地佛龛还要先做出模型，皇帝常会提出一些意见，令其修改后再次呈览，有时反复多次，直至满意后开始制作。内务部所属各部门按照分工性质承揽活计。如“钱粮库”筹备制龛用的各类材料，“广木作”、“油木作”、“匣裱作”承做各式木龛，除制龛、罩油、镶嵌外，还要进行红片金或黄缎裱里，龛背后刻四体字样等工序；“金玉作”承造各式金、银质地佛龛以及各类镶嵌工艺；“珐琅作”承造珐琅龛及珐琅装饰物；“如意馆”除绘画供龛纸样外，还负责各种玉饰雕刻工艺。一座制作精美的供龛通常需要由造办处多个部门协作完成。

供龛制成后，最后的验收者往往是皇帝本人。不要小看皇帝的审美能力和对工艺细腻程度的苛求，工匠们因制龛不能令皇帝满意而遭罚俸禄之事时有发生。从“用材不好”、“大小不合”到“做工粗糙”，都有可能成为受罚的原因。乾隆十三年（1770年）7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造办处“金玉作”为皇太后万寿节所制四座供龛呈览给乾隆时，皇帝认为“佛呙做小了，又糙，片金里为何不用好圆金片做”等，降旨将相关责任人“并该作俱议不是”，结果，相关人分别被罚俸禄六个月、罚钱粮六个月。惩罚如此严厉的原因却极为简单：此龛是特地为皇太后八十大寿制作的，而皇太后又崇佛至极，乾隆皇帝是至孝之君人尽皆知，岂能容忍制龛之事有半点闪失？此事也足见皇帝对供龛制作的重视。

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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