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晓旭的旧文之一:黛玉与妙玉
2007-05-29


作者: 马戎戎       来源:【搜狐娱乐】 添加日期:2007.05.25

 

    《红楼梦》与清代佛教

    《红楼梦》成书至今,“为何而做”一直是红学家们研究的目标。清代学者王国维认为,《红楼梦》谈的是人生的“解脱”,诸“玉”都是“欲”的化身,在近代红学的发韧之作《红楼梦评论》中,他把《红楼梦》当作叔本华哲学的形象化注解。
    《红楼梦》有几个名字:《风月宝鉴》、《情僧录》、《石头记》,它们都来自佛学观念。小说开头的楔子中,石头求二仙师将它携入红尘,去享受红尘,“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四句,在脂砚斋的评论中,被评论为“四句乃一部之总纲。”。而在空空道人将石上故事抄录回来后,作者又写了16个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四句显然脱自佛家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的作者蔡义江认为,虽然不能因此说《红楼梦》是一部‘色空’小说,却可以明显看出佛教‘色空’观念对于作者的影响。” 而《红楼梦》为何叫做《红楼梦》,庚辰本第48回中,香菱梦中作诗说梦话,脂砚斋评论:“一部大书起是梦,宝玉情是梦,贾瑞淫又是梦,秦之家计长策又是梦,今作诗也是梦,一并风月,亦从梦中所有,故《红楼梦》也。”甲戊本第五回批语则说:“盖作者自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尔。”
    红学中,原型研究贯穿始终。1989年,《红楼梦学刊》第1辑中,红学家王庆云在《贾宝玉形象探源》中提出,贾宝玉的形象是“脱胎佛太子”。他把《佛本行集经》中有关佛太子部分的通俗演义性写本作为依据,将其塑造的佛太子形象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形象作出比较,得出了这个结论。在王庆云看来,贾宝玉的经历和佛太子有14处相似之处:前身均不甘在上界安生,都欲脱胎转世;都投胎在富贵人家;都曾处于女儿之中;都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中反对包办;都看到了生、老、病、死而决意出家……等等,甚至结尾都不无相似:太子出家成道是前往雪山;程高本中,宝玉出家后,贾政遇到他也是消失在茫茫雪野里。王庆云因此认为:“……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都见脱胎的痕迹。……基本上是释迦牟尼故事整个历程的套用加创造。”
    “佛太子说”在《红楼梦》原型研究中只是一家之言,但另一个“原型说”却流行了很长时间:宝玉是顺治,黛玉是董鄂妃。清代的王梦阮是《红楼梦》索隐派代表人物,他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提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而“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竟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情僧之说,有由来矣。”
    “顺治出家”一直是清史上的一个传奇。《汤若望传》中记载:“皇帝亲手把他的头发剃去,若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历史上顺治并未能真正出家,但他向往佛法是不争的史实。《北游集》记载,顺治17年春夏之间:“上曰: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朕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情人。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但对于那些接近他的高僧来说,他们并不真正需要一个和尚,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皇帝宝座的大护法。给顺治剃发的是玉林通琇的弟子行森,得知道顺治剃发后,玉林通琇急得要把行森烧死。
    顺治出家并没有成功。但在整个清代的鼎盛时期,从顺治到乾隆都一直提倡佛教,康熙尊崇佛教,六下江南,每次都要参拜佛寺。雍正崇佛达到空前的程度,自号圆明居士。所以在清代,佛教非常鼎盛。1667年,康熙六年,七月统计:全国有79622所寺庙,僧共112992名。到了清末,全国僧尼有80万人。
    顺治并非没有其它信仰的选择。天主教早在明代就来到中国。1644年11月,天主教徒汤若望于11月入主钦天监,顺治非常尊重汤若望,称呼为“玛法”。但顺治十四年,顺治接触了禅宗名僧憨璞性聪之后彻底信仰佛教。随后玉林通琇等人到京在宫中讲经说法。
   一般人认为董鄂妃的去世是顺治出家的诱因,但是《北游集》中顺治吐露“可随老和尚出家去”时,董鄂妃依然在世。学者陈垣就曾经质疑:“那时董鄂妃宠方盛,为何顺治就要出家?”《北游集》中还有这样的记载,顺治对他亲近的僧人倾诉:“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同时,顺治写了一首《赞僧诗》,诗中写:“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
    可巧的是,《红楼梦》中,贾宝玉亦有相似之语。第四十七回中,宝玉对柳湘莲抱怨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作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虽说有钱,又不由我使。”而第25回,被马道婆作法,宝玉睁开眼睛后说:“从今后,我可不在你家了。”或许顺治并不是贾宝玉的原型,但显然两个人对自己“被富贵二字荼毒了”的感受,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是一样的。
    温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张承健教授在《〈红楼梦〉与佛学》一书中认为:“一部《红楼梦》,以贾宝玉出家了结,而贾宝玉的出家皈依,积极意义全在佛性和纲常的冲突。” 自周秦以来,宗法制度一直是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特征,汉代儒家创造“三纲”之论,三纲五常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支柱。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
    佛教传入中国,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出现的,这个哲学体系对中国古代正统哲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儒家哲学认为纲常秩序是“万古不易之常”,而佛教认为,此岸世界不过是虚幻的假相,人身不过是“五藴”的暂时聚合,没有万古不易之常。所以几次儒佛交非中,儒家首先抓住纲常问题来攻击佛教:说佛教蔑弃纲常,不忠不孝,沙门不敬王者,僧徒离家违俗。《广弘明集》里说,如果按照佛家行事,就会“门门出枭獍之徒,人人养豺狼之儿。”而朱熹则在《朱子语类》卷94中说:“释氏只见得个皮壳,里面许多道理,他都不见,他皆以君臣父子幻妄。”脂批第21回庚辰本批语说:“宝玉重情不重礼。”这个“礼”自然指的是君臣父子纲常。海外红学家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指出,曹雪芹正是以此来表达他的反抗思想。
    康熙和雍正崇佛,自然不是为了反对儒家的纲常。晚唐唐武宗会昌年间,发生了对佛教的毁灭性打击。佛教徒称为会昌法难。会昌法难之后,佛教和儒家事实上产生了一定的融合,佛教徒们对于纲常的回答是: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化隔而化通。
    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国发展后吸收了宿命论的成分,认为人的今世的际遇受到前世业力的影响,人所受的困难折磨是“消业”的过程。《红楼梦》中,十二金钗的图册,甚至木石前盟的说法,都是“宿命论”的体现。
    《红楼梦》中,秦可卿死后,托梦中有“树倒猢狲散”一语,畸芴叟批语:“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35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秦可卿说:“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这正是清代社会的写照,佛家讲诸行无常,清代社会是世局无常。明清交替是一场大动荡,清朝建立后,上层贵族对势力的争夺也时时在进行。曹家的败落就是上层政治斗争的结果。曹家盛时:“母为圣祖保姆,二女皆为王妃,子颙嗣其职,颙又卒,令畈蛊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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