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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功德

　　虽说在杜康之前，就已有“尧酒千钟”之说，但流传更广的却是杜康造酒———“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
　　古往今来，杜康的铁杆“粉丝”绵延不绝，魏武帝乐府曰：“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不过，酒却是那偷“心”的贼，“杜康”让你神志不清，迷失重心，如同置身太空，天旋地转，言谈举止没了分寸。杜康之后若干年，芭蕾舞这种脚尖舞蹈于19世纪问世，之后即风靡全球。此种舞蹈的独特魅力在于对表演者提出很高的摆脱地心引力的要求，演员们需要运用高超技巧，借助足尖微小支撑点承载身体之重，据此展现体态轻盈之美。
　　让人倾心的芭蕾舞与令人作呕的醉酒，二者原本不搭界，不过若以重心角度观之，倒是相映成趣：芭蕾舞演员玩身体重心于“脚掌”之中，将难以企及的平衡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左摇右晃、前俯后仰的醉汉，则将迷失重心的拙态暴露无遗，上演那种在踉跄之间苦苦寻找身体重心的艰难。
　　法律没有艺术细胞，不通闲情雅致，但自古至今都不肯原谅醉酒者恣意而为的侵权之过。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曾提到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法律，其对醉酒者的惩罚要重于清醒者。而我国1979年实施的《刑法》与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也都明确规定醉酒犯罪必须负刑事责任。
　　重心，虽然原本只是一个物理概念，指的是物体上各点所受重力的合力的那个作用点，这个等效作用点也是运动物体的平衡点，但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分析概念。一个社会只有找准重心，才能保持平衡，才能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当然，物理上的重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社会的重心则有赖理性建构。我们生活在一个交往频繁、体系庞大、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常识、经验、习惯、道德、技术等固然有助于实现社会平衡，但真正承受社会之重的却是强有力的法治。法治之于社会，犹如脚之于芭蕾舞。芭蕾舞者巧妙地将身体之重交给脚底最有力的部位，同时通过移动和旋转来缓解脚尖压力；而我们则将支撑社会之重交给法治，同时依靠技术与其他社会规范来协助法治保持社会平衡。
　　一个高明的芭蕾舞者必然是一个掌握身体重心的高手，而一种能够实现社会结构平衡的法治，也应当找到并掌控社会结构的重心。不过，复杂的法治毕竟不是一个人的芭蕾。面对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结构，法治要找到其重心已非易事，而要掌控其重心就更是难于上青天。问题还不止如此。作为前提，法治“打铁须得自身硬”，首先得找到自身重心，才会一如芭蕾舞者的从容不迫，才不至于拙劣如醉汉般手忙脚乱。
　　法治的重心究竟在哪里？
　　在物理学上，由于地球上所有物体的各部分都要受到重力作用，因此重心就是各部分所受重力作用的集中之点。寻找法治的重心，也应当以“重力”之源为指向。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策略，从来就不可能脱离社会结构的刚性约束———如同芭蕾舞者的纵情跳跃不可能摆脱地球的引力。
　　法治的理念、制度、实践皆生老病死于社会结构之中，法治的理想、目标、路径、措施、效果皆属社会结构的自产自销，法治的机制设计、制度安排、权利配置皆发生于社会场域之内，法治的进与退、得与失、成与败皆上演于社会剧场之中。因此，法律(学)人在寻找法治的重心时，就不能“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应以社会结构的吸引力为指向来探索各种法治元素的作用方向，找到各种法治元素的交点，此即法治的重心。
　　醉汉之难在于找到自身重心以便平稳地行走，芭蕾舞演员之难在于不断改变重心却不让身体失衡，而法治之难不仅在于“找到”重心，更在于“确立”重心。法治建设不仅是一个以社会结构为指向“寻找”法治重心的过程，更是一个回应社会现实需求“确立”法治重心的过程。“寻找”法治的重心、进而“找到”社会的重心已是如此艰难，“确立”法治的重心、进而“确定”社会的重心，无疑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无奈的是，人类的智识限制与利欲熏心，容易导致一厢情愿确定的“人造”法治重心严重偏离社会结构决定的“天然”重心。“人造”重心对“天然”重心的偏离，有各种症状，既可能表现为法律体系的失衡，公法与私法、程序法与实体法、硬法与软法比例明显失调，虚胖而贫血的法律体系，重心不稳，运行不畅，顾此失彼；也可能表现为法律制度结构的失衡，未能理性处理授权与控权、权力与责任、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厚此薄彼，无法全面、公平地回应不同利益群体的正当诉求，法律实践普遍缺乏共识；还可能表现为法律制度安排的华而不实，脱离实践，寸步难行，只得被束之高阁，成为“死法”。
　　如何科学确立法治的重心？恐怕没有标准答案。在我看来，理想的法治应当是一种“平衡法”，不同层级、形态、领域、属性的法律规范齐全，彼此呼应，尤其是不能或缺程序正当、权力制约、责任追究的规范，统筹兼顾法律规范的创制、实施、适用与遵守，实现了结构性均衡；应当是一种“回应型法”，制度安排基于现实、切合实际，能够对各种正当诉求作出理性回应；应当是一种“精瘦之法”，法律应当力戒盲目“圈地”、贪多求全、好大喜功，力求体态轻盈、精干高效，应当珍惜制度资源，善于运用最少的法律解决最多的社会问题，用最少的制度提供最多的制约与激励，有效地维护合法权益和防治不法侵权；应当是“常新之法”，能够跟上社会发展节拍，及时调整法治重心，进而适时调整社会重心。
　　以特定社会结构为导向，不懈地寻找、确立或者调整法治的重心，进而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此即我们艰难从事的法治事业。尽管我们未必有能力变成芭蕾舞演员，易如反掌地驾驭身体重心，但我们完全可以不让自己变成醉汉，靠摇摆不定来维持平衡———芭蕾舞式的完美法治固然难以企及，但避免成为醉汉式的拙劣法治应当不是件难事吧……
　　（作者系北大公法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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