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贪官的保护伞？

严循东  2007年4月18日

湖南省纪委透露，目前已初步查明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受贿3000余万元，不明财产近5000万元（4月15日《北京青年报》）。

这几乎已经成为反腐败新闻里的一句“格言”——“格式语言”：除了已知的巨额贪污受贿款，另有××××万财产来源不明。而“来源不明”的财产，又往往远远多于已经查明的赃款。例如，同属郴州“窝案”中的贪官、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也是如此，他涉嫌受贿1434万元，更有高达1765万元“不能说明来源”，只能被公诉机关以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提起公诉。

早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陈文华先生就提出，现行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刑为五年有期徒刑”的规定明显偏轻。“实践证明，这一罪名的设立现在完全有违立法者的初衷，不仅没有起到预防和惩治犯罪的作用，反而成为某些严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

我国刑法1997年增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意是更好地惩处贪污腐败，为司法机关提供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随着职务犯罪更加复杂化，此罪刑罚滞后性、不当性问题凸现，明显不能满足惩治腐败斗争的需要，已经影响到人们对于这一国家法律的积极态度和评价，从而严重挑衅法治公信，不利于反腐败，不利于推进民主法治，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因此，修改现行刑法中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已经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