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追问”系列之三：
解放日报：为民代言，还是为名代言？
记者 支玲琳
转自：人民网 2007年04月10日14:30 来源：解放日报
编者按：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善于将民众情绪包装成个人学说的“空空道人”，有人指责他缺乏严谨学术精神，不过是惯于抛出骇人论调的“名利觊觎者”；有人欣赏他仗义执言、为民请愿，乃学人中难得一见的“堂吉诃德”……作为近两年国内房产评论界的红人，易宪容一直很活跃，但争议缠身。
这样一个人物，注定了他的去留也同样充满戏剧性。上周，“地产名嘴易宪容引咎辞职”消息一经传开，有人是击掌相庆，认为这样的“空空先生”早该下课；有人唏嘘不已，哀叹“从今后再无人为百姓代言”；有人是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既得利益集团打击报复”、“妨害学术自由”……3月28日晚，记者联系上了身在北京的易宪容，面对争议、揣测，易宪容表示，只想事情早点过去，不想对此发表评论。
我们关注易宪容，其实并非事件本身。近两年，国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另类学者”，他们痛陈社会问题，观点高调激越，在网上应者甚众，被视为“民意代言人”。然而，在一些学院派学者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假借民意的沽名钓誉者。为民，还是为名，他们游走在道德评价的两极。
支玲琳：网民欣赏另类学者敢于“说真话”，但主流学者往往鄙弃他们“说胡话”。这“真话”和“胡话”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梁小民：学者必须坚持一个立场，就是说真话。所谓的真话，不只是你怎么想的，必须得有根据。现在有些学者的立场确实有问题，有的迎合富人，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还有一些，是曲意迎合民意。如今学者的职业道德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认真研究问题的少，而作一般性预测，喜欢抛出一些论调来的人多。这就是转型时期的浮躁。
比如说，老百姓都盼着房价下降，可是现在城市化进程这么快，这房价怎么能那么快就下跌个三五成呢？表面上看起来是为老百姓说话，实际上是让老百姓受害。有个杭州网民说，因为听信了专家说的房价会大跌，结果拖延买房，多花了29万元的血汗钱，以后再也不相信这些学者说话了。所以说，作为一个学者，说话得有根据，得负责任，不能只是基于感觉的猜测。比如房价为什么上涨，哪些原因是正常的，哪些原因又是不正常的，你得先给出分析，引导公众作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支玲琳：这么看来，您的标准就是，有根据的是“真话”，没根据的就是“胡话”。民意呢？民意难道不是根据？
梁小民：迎合民意也许会赢得网民支持，但并不一定代表意见就正确。过去我们还老讲不能做群众的尾巴呢———群众的意见并不一定都正确，更何况，网民的意见还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见。
比如说，人们当然希望什么都便宜，什么都降价，可这不可能，因为价格是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标志。比如汽油，假如价格太低，那浪费能源的情况一定会发生。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网民支持的就是正确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网民的意见也确实比较杂乱。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切记：网络支持率不是评价正确与否的标准。还是过去那句话，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支玲琳：这个讲真话，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真话往往不那么顺耳，最近不就是有著名学者因为说了“逆耳真言”而饱受攻击吗？
梁小民：老百姓有情绪要发泄，作为一介小民他没有话语权，迫切需要人帮他传递心声，发泄情绪。从这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目前在公众中存在的“代言人”情结。但是表达情绪，是否真的代表了群众利益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的理解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应该是代表根本利益，而不是眼前利益。有人跳出来说汽油应该降到一毛钱一升，人们当然会很高兴，但是这样一来，从长远看，汽油不是很快会用完吗？因为不值钱了，大家就会拼命用。还有水电等公共事业费涨价，有人恨不能回到一毛钱一吨、一毛钱一度的时代，可是这么一来，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更加遥遥无期了。在这个问题上，公众不能被情绪左右，在言论喧嚣中，要保持一份难得的理性与冷静。毕竟，经济运行的规律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学者当然不应该为公众烹制空头愿望。
我过去曾提出过，要用收费的办法来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问题，在网上也是被骂得一塌糊涂。可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吗？我们的管理水平又不能及时跟上，更何况人家伦敦、新加坡不都是用这种方法缓解了交通？这样的收费，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解决交通啊，否则大家都堵在那里，对公共资源是更大的浪费。
支玲琳：有时候，与讲真话比起来，成为“民意代言人”的确更保险，也更有市场。
梁小民：为何要迎合民意，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有些学者，就是特别敢说话的性格，也容易被情绪左右。但有些人确实有利益关系。像当年的股评黑嘴，就是自己本身在股市里，然后把大伙忽悠进去，大赚一笔。还有的就是为了出名，靠出位的观点赢得广大网民的应和。而且出名之后也确实有实际利益：有人请你做讲座，讲座费也提高了；有人请你主持论坛，出场费也提高了。现在这个社会，出名比以前容易多了，资讯畅通、传媒发达，有些学者于是也急着出名、发财。
但是我要说，学者身上毕竟肩负着社会责任，你的一个观点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你的一个预测、结论可能改变很多人的选择。因此，不应为名利而妄言，学者当慎重。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绝不能随便就来一个结论，更不能刻意追求那种耸人听闻的效果。像有些自称“非主流”的学者，总是批评市场化不好。但是他们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提出该怎么办。你说不加入WTO，那是不是我们还封闭呢？你说我们不搞市场经济，那难道搞计划经济？不提出个对策来，就这个反对，那个也反对。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当然要正视，但是绝不能夸大。有些学者其实已经沦为一群“职业愤怒者”，细心的人其实也不难找出套路：这些人往往缺乏严密的论证，而是先抛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但是这样不叫科学，叫算命。假如学术也沦落到娱乐化、股评化的境地，长此以往，对学界的公信力，是莫大的戕害。
支玲琳：但是给学人戴上道德枷锁，难道不会桎梏学术自由、言论自由？
梁小民：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学术自由是要有根据的。连哈佛大学的前校长萨默斯，也因为说话不负责任被换掉了。作为学者，长久的魅力在于讲真话，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有研究、有论证的、深刻的话。在理智与情感、做学问与赚吆喝之间，真正的学者是无需左右为难的。对于这个事件，媒体和公众都需要反思。媒体不应该再去为了吸引眼球而追逐一些标新立异的东西。媒体说不负责任的话，无异于发布假新闻。对于公众来说，要允许别人提出一些不同观点，不要一听到逆耳的，就扣上“主义”和“路线”的大帽子，这对我们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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